绿林流水、风吹稻浪、鸥鹭飞鸣，沿着刚刚建成的天津市西青绿色廊道漫步，伴着芳草清香，人们仿佛走入一幅美不胜收的绿色画卷之中。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饱受工业污染之困的“钉子小镇”。为了拔除让环境“生锈”的钉子，近年来天津市西青区大刀阔斧治理“散乱污”企业，破解工业围城困局。如今，一道镶嵌在天津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的绿色生态屏障让这里重拾“鱼米之乡”的荣光，刚刚建成的面积约5.18平方公里的生态廊道，成为京津冀又一块“绿肺”。

如何巩固投资持续恢复增长态势？粮食、大宗商品、猪肉价格如何保供稳价？纠正运动式“减碳”，怎么干？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17日召开的8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作出回应。稳投资：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4.3%。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3.4%，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孟玮表示，为巩固投资持续恢复增长态势，重点从五方面抓好补短板稳投资工作。

稳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而核心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前提下，扩大有效投资。其中，除了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引导资金流向，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在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稳定制造业投资方面做好加法，也要在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纠正运动式“减碳”，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面做减法。最近一段时间，国务院常务会议及相关部委相继点名“地方专项债”，释放出扩大有效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信号。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8月17日，年内新增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15151.8亿元，发行进度达41.5%，剩余21348.2亿元新增专项债待发。

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扩容迅速，目前已经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文章介绍了绿色债券的定义、发行步骤，指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结构兼具广度和深度提升了绿色债券投资价值，增强了其对于国际和国内投资者的吸引力。为其更好服务于我国经济转型，文章提出发展绿色债券相关建议。

2021年2季度，我国汽车行业政策变化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相关部门对《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对意见，确定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一批试点城市，开始开展车联网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试点工作等。二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工信部调整了免征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对推荐性国家标准《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国家发改委还发布文件要求进一步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三是在促进汽车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方面，发布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规范管理暂行办法》和《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实施方案》。

本文以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基础数据为依据，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力的总体水平和不同企业间竞争力的强弱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企业综合竞争力显示出较强韧性。从企业综合指数来看，2020年新能源汽车企业整体竞争力恢复到较高水平。新能源乘用车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综合竞争力恢复到较高水平；而客车企业综合指数则下滑较为严重，发展持续放缓。从市场格局来看，2020年市场发生调整，竞争日益激烈：新能源乘用车企业竞争力格局发生根本变化，逐步演化为上汽集团、特斯拉、比亚迪“三强”鼎力；新能源客车企业竞争力格局依然保持着“一超”与“多强”格局，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进入21世纪20年代，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迎来百年汽车发展史的未有之大变局，新能源汽车企业竞争版图的“新进入者”是否会给21世纪初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变”格局带来新的气象，将是未来市场变动的潜在变量。

2020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的元年。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比例大幅提升至近70%，非限购城市购买比重达到了60%，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能源汽车销量的82%。产品结构上，我国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市场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高端纯电动汽车、微型纯电动汽车细分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兴起，符合传统经济模式下汽车行业的发展规律，也受益于新经济的助推作用。体验经济逐步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新的经济形态，渗透到企业战略、企业文化、营销策略等多个领域，表现形式层出不穷。体验经济背景下，企业针对消费者心智资源的争夺将开启新的热潮。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奥运主火炬第一次实现了以氢气提供动力，东京奥运村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全面引入氢能的社区。近年来，不仅日本大力推广氢能，美国、欧盟、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中国等都将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了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全球迎来“氢能社会”发展热潮。

“内循环”夯实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基础，“外循环”确立了中国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的方向，双边经贸深度合作的内生关系基本形成。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过程中存在以陆域经贸合作为主，海洋经贸合作缺失；双方经贸关系不对称，贸易投资便利化效应减弱；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变化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带来冲击。为此，双边经贸合作深化应从海陆经贸合作双驱动、经贸合作关系重构及区域价值链重构等方面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