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是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项目，其制度运行产生海量数据，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事实上，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标准化是信息化的基础。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后，高度重视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将其作为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促使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医疗保障标准的概念及重要地位，回顾了社会保险标准化建设中的医疗保障标准化探索以及我国全面建设情况，取得了多方面成效，包括为医疗保障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升了医疗保障领域的民生福祉、夯实了医疗保障信息化底座。同时，分析了我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贯标工作地区间不平衡、标准化建设水平地区间参差不齐、部分地区标准化与信息化“两张皮”等。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持续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一是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三是持续推进各项标准的贯彻实施，四是强化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保障机制。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是全面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与深层次阻力，只有通过“三医”联动破解医改关键问题，才能推动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整个医改向纵深推进。但“三医”联动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深层次利益格局难以调整、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难以界定等问题。应进一步围绕机制建设，通过建立明确的职能分工机制、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高效的信息联通机制、科学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三医”联动改革。

本文汇总整理了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包括医疗保险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疗救助和医保扶贫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保药品目录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以1982—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钢材消费强度预测的ARIMA模型和回归模型；并基于2012—2020年的测试样本数据对模型预测效果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发现回归模型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结合权威机构对2025年相关变量数据的预测，利用该模型估计2025年钢材消费强度约为0.07，届时钢材表观消费量将在96000万吨左右。

本研究以体育用品相关方面专家和体育用品企业正式工作人员，包含体育用品企业基层、中层、高层员工为调研对象获取第一手数据，调研数据可信度高。对调研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如下：成长资源、成长能力和成长环境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模型拟合较为良好，可以接受，且成长资源、成长能力和成长环境3个因子下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符合本书所设计的理论关系，模型可以接受。而由成长资源、成长能力、成长环境与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全模型分析可知，成长资源中的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和品牌资源，成长能力中的盈利能力、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成长环境中的环境适应力、科技环境支持力、社会环境支持力、经济环境支持力共11个成长指标，对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可以作为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而成长资源中的人力资源，成长能力中的创新能力、市场预期能力，以及成长环境中的融资环境支持力，对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影响不显著，予以剔除。通过统计合理性验证，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成长因子、11个成长指标和39个测量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分成功，中国由此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跃，这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部分。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经济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梦”一个重要的经济内涵。分析跟踪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认清问题、找准发展方向。本报告梳理了学界对工业化进程评价的代表性体系和指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工业化进程评价的基本共识和规律；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新四化”三者的辩证关系，成熟工业化与“新四化”的关系阐述了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运用我们所提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和工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对当前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基于以上理论描述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下，若以“新四化”为标准，当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存在的局限性及未来的改进方向。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典型化事实以及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危害，研究发现：①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上市公司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呈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经营羸弱现象，虚拟经济部门“食利者”特征明显；②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民营实体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实体上市公司，侵蚀了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③除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性缺陷亦是融资成本较高和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主导，而证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居于次要地位，对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明显不足。本报告最后根据中国现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现实，提出我国应同时借鉴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建立富有韧性、虚实协调的以现代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发掘和支持创新的认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双层次金融架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服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R&D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发展规律，以及当虚拟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全球代表性国家经济金融数据，测算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层面和周期层面均存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且存在行业和产业的结构性特征。本文从技术进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两个视角，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实背离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建立长效增长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意义深远。本文采用2000～2019年期间5年非连续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居民消费在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此，从工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在概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及主要成就的基础上，本文就后工业化时期中国就业问题作了六个基本判断：一是城镇已成为吸纳就业最重要的“蓄水池”，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二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总量性压力会逐步减轻，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对凸显；三是就业岗位在产业间的配置继续分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有提升空间；四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发展也带来了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职业结构在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方向演进；五是就业雇员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在不断正规化，劳动报酬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六是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持久而深远的，将加速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使用和劳动者收入也会带来深远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技能水平、人力资本配置、青年就业、劳动力市场化等方面。最后，本文就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