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加息或在5 月结束：1） FOMC 会议关于加息的表述由此前的“持续升息 是适当的”改为“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的。2）3 月点阵图显示 55%的委员认为2023 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为5.00-5.25%。3）经济指标基本 符合此前停止加息时的状态。4）美国银行业风波将会带来信用条件的自然 收紧，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年报逐渐落定，我们认为市场关注点将逐步转向一季报，同时仍需关注 数字和中特估两大概念主线。1）22 年低基数下，非银板块业绩有望体现弹 性，当前临近一季报业绩披露期，Q1 业绩改善较为明确的个股将更受关注； 2）数字主线下游应用场景是市场关注的重点之一，非银金融行业中的AI 应用行情有望持续演绎；3）中特估的主线下，市场经历了从通讯到大基建 再到军工、医药等板块的发散过程，银行板块在过去亦有表现，但非银个股 表现落后于整体。我们判断中特估的行情将持续发散至非银国企，中特估是 板块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上市险企2022 年NBV 同比分别为中国人寿-19.6%、中国平安-24.0%、中国太保-31.4%、新华保险-59.5%、中国人保-7.2%，整体符合市场预期。权益市场下跌拖累险企净利润同比及内含价值增长。财险端，头部险企受益于车险综合成本率改善，承保利润有所改善，中国财险2022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19.2%（中国人保+12.8%）超市场预期。

在以上市场条件下，以及在23Q1 佣金费率小幅下滑，23Q1 投资收益率略小于22Q2，计提减值损失率2%的假设条件下，我们测算上市券商23Q1 营业收入约1208 亿元，同比增约60%；归母净利润约381 亿元，同比增约60%。其中经纪、自营、利息、投行、资管业务收入分别约为231/567/119/98/100 亿元，分别同比-22.9%、扭亏、-10.4%、-29.3%、-10.8%。

社融再度超预期，信贷开门红延续 2 月新增社融3.16 万亿元，高于2.2 万亿元的预期值。信贷增长动能依旧强劲，政府债与企业债发行均有改善。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82 万亿元，同比多增9116 亿元，增长动能强劲，预计与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复苏和去年2 月春节效应低基数有关；新增外币贷款310 亿元，同比少增170 亿元，新增政府债券8138 亿元，同比多增5416 亿元；新增企业债融资3644 亿元，同比多增34 亿元；新增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71 亿元，同比少增14 亿元；表外融资减少81 亿元，同比少减4972 亿元。结构上看，居民短期贷款投放回暖，企业贷款保持稳健增长。2 月居民部门新增贷款2081 亿元，同比多增5450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同比多增4129 亿元，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322 亿元；企业部门新增贷款1.61万亿元，同比多增3700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6048 亿元。

此前我们提示过市场处在上行趋势线与前期阻力平台的夹角中，价格或将维持在箱体中横盘震荡。进入四月，我们判断大概率是胜负手决断的窗口，市场将走出楔型横盘期。上证长期扩散指标维持看多；本期所给出的中期指标表现均较为积极；短期KST/与日度扩散指标消化超买压力，静待突破时机。

3 月以来月利率债走势偏震荡，信用利差显著收窄，债市再次呈现“资产荒”的味道。回顾历史上三轮“资产荒”，包括2015-2016 年、2019 年和2022 年，均为利率牛市后半程，利率债趋于震荡，信用利差压缩至历史低位。“资产荒”的核心原因在于，核心在于贷款利率下行，利率窄幅震荡（银行净息差显著收窄，所以债券相对贷款利率性价比处于历史高位，同时银行负债成本并没有显著调整，所以利率也很难大幅下行），信用债去年跌了一波之后性价比凸显，而且贷款利率自2021 年9 月以来持续下行，从草根调研以及票据利率的情况来看，一季度银行延续量增价跌。

风险资产回暖，或暗示“可控信用收缩”场景。本周美欧股市、代表性大宗商品等风险资产以反弹为主，但美债长端收益率的反弹有限。这种市场风格比较符合我们在此前两期周报中所展望的美欧“可控信用收缩”场景：银行业出于审慎目的，或由于监管收紧，而进行可控的信用收缩，部分替代央行激进加息，使经济趋向软着陆。

空间充足，iFind 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1）从受访机构用户金融信息终端使用上看（多选），Wind 仍占据主导（85.8%使用）。目前已有32.4%的机构使用iFind，但主要为部分员工使用或试用，仅少数私募及其他机构用iFind 完全替代Wind；2）2021 年以来，机构使用或试用iFind 的比例持续提升，我们预计主因是Wind 涨价及iFind 销售推广力度提升。

国内宏观经济的尴尬：“稳健”最鸡肋。对于当前市场边际影响最小的宏观经济解读，可能就是总体稳健、存在结构性亮点。比如3 月公布的1 至2 月经济数据，比如周五公布的PMI 数据。原因上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全面、可靠的数据追踪体系，自上而下主要靠领导讲话引导，自下而上主要靠切身感受和区域性、行业性的调研，难以形成一致性认知；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疫情三年，市场信心受到较大的冲击，没有“矫枉过正”的经济和政策很难快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