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2023年11月9日发布的报告《如何挖掘上市公司回购信息，构建选股策略》中，探究了如何利用上市公司回购公告中的信息，构建出能够反映公司在回购事件中的回购信心强度的指标,其中预计回购股份占比和回购溢价比率两个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回购事件信心强度，并且根据这两个指标能够构建回测表现较优的选股策略。本文将进一步探索，尝试构建公募基金的回购信心强度因子，该因子体现了上市公司基于自身经营状况和对市场的认知，对公司被低估的确定程度。我们可以据此寻找具有特定风格特征的基金产品，作为基金遴选的卫星策略，丰富基金组合的构建策略。

本篇是“学海拾珠”系列第一百六十七篇，研究了第四季度资本支出的激增（qspike）与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系。作者发现第四季度异常的资本支出与股票未来收益存在负相关性，但与同期收益呈正相关；与常用的投资因子 ag 有关，但并不完全等价。回到国内市场，传统投资类因子收益预测能力较为一般，本文对投资因子的构建新思路值得借鉴。

美元债 QDII 概览：截至 23 年三季报，国金分类下的美元债 QDII 共 26 只（合并份额计算），规模合计 135 亿元人民币，投资标的自 2022 年下半年起转为以美国国债为主，今年三季报前五重仓中的美国国债合计市值占比达到 62%；其次为中资美元债（占比 35%），以央国企发行的产业债占比居多，随后为金融债、城投债，地产债比重大幅缩水。美国国债&美国企业债投资价值：美债收益率不排除短端仍有小幅上行空间，潜在原因一是美债阶段发行重点或仍在中短债，二是截至明年一季度末不排除还有进一步加息可能性。

美国经济预计在 2024 年增长 1.4%，低于今年约一个百分点。经济的减速已经在 2023 年第四季度开始，并预计在 2024 年第一季度触底。经济减速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降温、信贷的周期性放缓，以及财政紧缩。对于耶伦而言，重新树立财政纪律——即使是短期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关系到 33 万亿美元国债市场的生命力，也关系到其他金融资产的定价。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的周期性放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经济放缓也意味着降息的条件开始逐步成熟。虽然通胀将在 2024 年进一步放缓，却难以构成降息的必要条件。我们倾向于认为，实际利率以及财政收缩提高带来的经济活动放缓，是推动降息的更顺畅逻辑。

11 月APEC“习拜会"达成20余项共识，覆盖高层沟通、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禁毒合作、两军沟通、民间交流等领域。“习拜会”中，双方确认了七条原则共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11月16日，中美商务部部长会面跟进中美元首共识，宣布2024年1月中美专家就强化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保护问题进行技术讨论、同年-季度举行商贸工作组(副部级)对话首次会议;两国支持省州经贸合作、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推动建立中美政府间标准和合格评定对话机制。

2023 年，市场信心恢复滞后于已出现转折的政策和经济周期；2024 年，市场信心将重聚，投资者行为变化驱动估值修复是 A 股市场的主旋律，预计上半年弹性更大，下半年震荡分化，建议坚持“三阶段配置策略”，把握从当前第二阶段超跌成长向第三阶段白马龙头的切换时机。回顾 2023 年，国内经济修复进度、美元加息强度和市场流动性压力三大预期差压制了 A 股市场的信心恢复。展望 2024 年，三大驱动将提振市场信心，四类投资者行为变化将带来增量资金。

随着各国电力市场体系和市场化机制的逐步发展完善，在能源生产、消费和交易中，所有活跃的市场参与者，即使是避免任何投机的市场参与者，也面临着多种风险来源。对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如生产商、消费者、金融投资者等），其根据自身需求与业务特性持有不同的立场，并遵循不同的风险管理哲学，这种不均匀性使得通过金融工具进行的风险交换具有经济意义和各自独立的优势。从实践角度来看，能源电力相关合同估值的理论基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风险交换背后的逻辑原理、灵活性价格、金融合同的公允价值及其套期保值有助于识别和控制企业的能源组合风险，这种能力是市场参与者生存、定位以及未来业务中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与手段之一。

大争之世，大国阳谋。二战之后的最大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来自于中国经济体量逐步向历史水平的回归，90 年代以来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产业链深度全球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发达国家则成为相应需求中心，自身产业链韧性削弱。同时，随着 2010 年以来全球技术进步放缓，全球经济又逐步陷入“存量 竞争”的“逆全球化”时代，不但使得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整体放缓，还导致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明显密集化、剧烈化，相应地对于我国经济，则是主动从出口拉动经济模式转为基建、地产模式。

2024 年的宏观主旋律是活力再现。中国经济将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抖擞精神，经济活力将在美元走弱和政策加码的前提下得到更好释放，经济增长逐渐回归 常态。尽管全球“超级大选年”将加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但“一带一路”合作将带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新机遇。我们可能会见证全球经济逐步在高通胀、高利率环境下实现新的均衡。美元周期有望在今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之间出现强弱转换，进而缓解全球新兴市场风险资产的流动性压力。中国政策层的短期逆周 期加码和长期改革蓝图绘制将同步推进。

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显著，导致中美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作用效果和未来空间各具特点。从财政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特点看，中国财政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立法机构监督、行政机构高效执行的制度优势，时效性高、政策连续性强、赤字率平稳，政策导向以国内为主；而美国财政政策受制于两党政治以及行政与立法的制约，跟随政治周期摆动、政策稳定性差、赤字波动大，同时由于美国国债地位和对外政策等，政策的外溢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