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目前虽然全球依然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中，但在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作用下，全球经济逐渐反弹，迄今为止金融风险得到很好的控制。由于不同经济体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通胀、企业盈利、金融对外依存度、财政货币政策空间、金融体系稳健性等领域的基础能力存在差异，一些国家、部门、市场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脆弱性，推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的乐观情绪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退，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分析指出，全球金融稳定的底层逻辑可能恶化，给全球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严峻挑战。

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解读广东2021年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今年以来，广东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较快增长、资金供给合理充裕，持续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本次发布会首次披露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类型企业的信贷数据，并引入“获贷率”指标。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日本金融体系也出现动荡。日本银行迅速实施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延缓经济下滑趋势；金融厅通过对金融机构放宽管制、指导金融机构调整贷款条件、修改法律、加强监管等方式维持资本市场稳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利用政策金融资金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多种方式的优惠贷款、进行利息减免。日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货币金融措施在维持金融系统稳定的同时，降低了经济下行的程度。但因政策措施集中于实现短期纾困目标，其在微观上对促进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有限，在宏观上面临长期政策困境，其中蕴含潜在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叠加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中国吸引外国投资面临严峻挑战。但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下降有限，在华日企的经营前景也较为乐观，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在华日企“脱中国化”实际难以达成。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未来日企对华投资将随着动机变化而转变，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华日企的生产型投资动机在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体现，未来，在华日企对华投资的战略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或进一步凸显。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13日公布了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预计11月或12月起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并于明年开始加息。业界人士表示，尽管全球金融市场不大可能再次出现“缩减购债恐慌”，但相关外溢风险仍需外债压力较大的新兴市场警惕。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对中日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在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式上均出现了新变化。产生这些新变化既与疫情下日本宏观经济低迷、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以及引资方式面临转型相关，又与中国受到疫情冲击、政府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管理，以及推动中国产业链转型升级等因素相关，同时还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展望前景，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仍将在低谷徘徊，中长期有望重回疫情前的增长轨道，但受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走向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未来中国对日投资依然存在变数。

为帮助监管层和市场更好地识别类银行的影子业务，预防信用风险过度累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梳理了中国银行的影子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并从会计的角度展示了不同模式下银行的影子本质和发展动机，剖析了银行在不同监管约束下实现监管套利的方法和手段，刻画了风险扩张和积累的路径。案例分析表明，无论是托管行还是非托管行，其表外资产或托管资产因不受准备金率的限制可以无限增大，这也是近16年来理财产品得以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信贷产品天然具有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的属性，若任其发展终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提出了要关注表外理财规模和结构，设计资管产品“特别准备金”制度等政策建议。

2020年，日本加速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进行技术性研究，并构建相关制度框架，计划于2021年度进行概念性验证。日本政府和央行推动数字货币研发的背景：一是美国脸谱公司推出的Libra构想；二是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迅速，特别是数字人民币取得重大进展；三是数字化成为日本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日本央行数字货币面临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问题、对金融体系的冲击问题、老龄化背景下的数字鸿沟问题等。展望未来，日本央行短期内暂时不会发行CBDC，但将继续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并与欧美联合推动CBDC制度性研究，主导数字货币规则制定。

本文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视角，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1）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机构投资者低成本进入企业和国有大股东有效减持股份，显著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降低国有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国有上市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价值；（2）股票流动性对竞争性国企和中央国企的公司价值提升作用强于特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以及地方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