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工作的一项重要使命和必须守住的底线。如何做好金融基础设施设计与建设，利用金融基础设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英国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对于我国现阶段金融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9 月美联储议息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未宣布启动taper、但给出隐约的“路线图”，QE 削减或只缺“临门一脚”；FOMC 点阵图显示加息预期再度前移；再度上调长期增长和通胀预期。决议公布后，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先升后降，基本持平于1.3%；美元指数由93 升至93.5。

9 月17 日，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泋，明确了北交所、创新层、基础层投资者门槛分别为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机构投资者准入丌设资金门槛。相比原杢精选层100 万元、创新层150 万元、基础层200 万元的门槛有了大幅下降。未杢，新三板的流劢性将发生质的转变，更多优质的潜在标的亟待市场挖掘。与精特新中小企业代表了北交所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新三板与精特新企业将获得市场更多关注。

本章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贫民窟、城中村进行研究。分析贫民窟形成的机理，研究国外贫民窟的治理，以及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贫民窟的防治。对城中村的形成提出一种理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解构城中村。

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一直是牵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话题，在中国高管在职消费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薪酬管制的现实背景下，在职消费已成为高管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在第三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以及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抑或互补关系；同时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联立方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划分四种类型的薪酬契约结构，进一步对不同薪酬契约结构下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媒体治理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可知，媒体治理受到实际在职消费水平以及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影响，且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降低超额在职消费水平，也会对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从媒体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并按高管薪酬契约结构进行分类，实证研究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效果。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科研能力持续增强，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市场空间，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因此信息技术产业前景可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战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自主可控性、安全性和先进性更为迫切。2020年，结合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政策产业环境，建议关注信息技术产业的四大产业应用领域。一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包括人工智能芯片、物联网芯片、5G芯片、汽车电子等。二是信息安全，包括密码产业链、网络安全升级改造、新技术带来的新风险的防范等。三是金融科技，包括区块链金融、人工智能及大数据金融、金融云等。四是5G产业与应用，包括5G通信领域以及“5G+”行业。

Our Investment Strategy team upgraded US equities to overweight on 11 Jan. Our more positive stance on US equities is premised on i) stronger-than-expected recovery in economic growth in 2021, ii) earnings rebound this year, iii) rising inflation from low levels and iv) negative real yields. We believe all these tailwinds would benefit the US real estate sector, which had underperformed in 2020. Historically, the earnings of cyclical sectors such as real estate have been more sensit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us we expect the sector to be a beneficiary of the reflation theme ahead. Real estate has also historically been seen as a good hedge against inflation. However, we are cognisant that the road to recovery is expected to remain bumpy. Key downside risks include further lockdowns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slower-than-expected administra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and sharper-than-expected spike in US 10-year Treasury yields and borrowing costs.

当前，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多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后其如何服务经济发展仍需持续探索。现实问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涉农金融供给疲软，“三农”金融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合作金融改革的原因众多，但长期主体地位及法律地位不明确、权利义务责任不对等是主要原因。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聚焦主业、回归本源，通过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加快出台农村商业银行法、健全支农配套体系、差别化监管、落实股东大会法定职权、完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用及议事规定、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等方式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注重发挥法律的引领及固化作用，努力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商业盈利性及支农政策性的共生与共赢。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经验和经济理论均表明，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推动着金融体系的转型与变革。20世纪8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由手工记账向电子自动化转变，实现了跨区域的通存通兑。进入21世纪后，金融机构的网络化转变实现了业务网上审批、资金异地实时汇转，推进了金融机构资金清算、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效率的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不断融合，在催生新兴数字金融业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相融合，是金融发展的规律与自然趋势，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遵循顺应市场、支持创新和优化监管的原则。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经济已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期间，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较为旺盛，不仅年轻人更倾向于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等线上金融服务，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士也迫切需要“不出门、不见面”就能获得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这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