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对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尽管资源约束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障碍。但中国并不具有特别资源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是基本国情。多年来，依赖大量资源消耗，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代价是：资源消耗过渡、环境破坏严重。因此能源短缺危机与环境约束压力同时并存。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警告世人：为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向自然界贪婪地索取，恣意地掠夺了。因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联合国环境方案》也曾用同样的话来告诫世人。1981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又在他影响深远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的扉页上引用上述话语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对现实作出一个基本的分析与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由来已久, 中国人对能源的传统观念是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 但根据新的能源发展观判断: 中国能源不能仅停留在物博和丰富的概念上, 中国能源现状是总量大、 人均少、 结构差、 效率低, 与经济发展需求有很大的差距。为了便于分析, 依据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及构成的复杂性, 本报告将能源划分为一般能源 ( 又称常规能源) 、 新能源及再生能源。 一般能源涵盖了一次能源、 火电及焦炭等; 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能、 太阳能、 海洋能、 风能及自然热能等。

中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中国煤炭储量排名世界第三，在前五大产煤国中可开采年限最短。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产煤国，煤种比较齐全。2005年，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拉动下，中国煤炭生产达到21.9亿吨，创历史新高，但增幅有所下降。原煤月度产量较上年相比，增幅比较平稳，总体生产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状态。中国的煤矿安全生产情况依然严峻，与世界上主要的产煤国差距很大。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党中央已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至重大国家战略。本文基于黄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现状分析，针对地下水资源现状、地下水型饮用水水质安全、农业面源污染、重工业源集中分布污染风险等问题，提出了开展地下水超采治理、“双源”调查以及监测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建议，以期为黄河流域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参考。

粤港澳三地为共同应对跨境污染等环境问题开始携手，经过多年的交流深化，已形成总体规划引领，合作框架协议约束，联席会议与粤港、粤澳环保合作小组及其下设的专题小组相结合的海洋环境协同共治平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面临海域水质不断恶化、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等严峻的生态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借鉴国际三大湾区先进经验，提出健全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制体系、完善协同共治平台、统筹规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公众参与制度等策略，完善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机制。

碳中和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碳配额及CCER 交易价格不及预期；国家发电补贴不及预期；危废资源化企业竞争加剧；污水资源化政策落地不及预期；REITs 底层运营资产经营不及预期等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激励型和群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下，不仅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

本章从背景和意义，现状与问题，建设的思路、目标与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中部地区交通枢纽与综合运输能力建设现状。

北京城市交通问题是当前比较突出的“城市病”之一。人口规模持续扩张、机动化出行需求不断膨胀、城市交通规划滞后、交通运行管理效能低下等造成一系列交通问题，日益凸显的交通公平性问题、交通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大气和噪声污染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治理的交通拥堵问题等，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与和谐。探讨适合北京城市发展需要的和谐交通模式，选择适宜有效的实施策略，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交通事业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章主要介绍了2004年交通运输形势及特点分析，2005年交通运输形势展望，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对策建议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