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出台，明确要求银行从负债的来源稳定性、结构多样性、与资产匹配合理性、获取的主动性、成本适当性及项目真实性六个方面加强负债质量管理，对银行构建更加全面的负债业务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自2021年年初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试点开启以来，多家银行相继开展业务实践，目前已有6家银行通过银登中心完成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业务13起，各方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业务的推出为商业银行规范和创新个人不良贷款处置提供了新的方式，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但由于目前尚处在探索实践时期，在个人不良资产包定价机制、债权转让通知、合法催收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和挑战，未来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有望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市场机会。

商业银行的资本具有吸收银行意外损失、确保银行连续经营的重要功能，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强制约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巴塞尔委员会推出并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以强化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随之，国外商业银行积极探索应对措施，进一步创新资本管理的渠道和工具，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推进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业在资本管理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发展减速，银行利润增速下降，内源资本补充渠道有限，既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提升资本缓冲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必要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资本管理水平。

2021年5月1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至18.7%，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提高至13.5%，比2010年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从养老金改革的角度来看，以上数字意味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用三组官方数据加以进一步说明。第一，按照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就业人口（15～64岁）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17%，提高到2050年的43.6%。第二，在2020年年底出版发行、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一书提到，老龄化的加速导致中国养老保险抚养比越来越低，将从2019年的2.65个人养活1个人，降低到2050年的1.03个人养活1个人。第三，上述人口变化和赡养率的变化导致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书中还指出，到2029年当期将首次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耗尽。实际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中国在过去连续六年阶段性降费减税的基础上，2020年进一步采取了超常规的企业缴纳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免、减、缓”措施，从而使得2020年中国就已经首次出现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首次”指的是1997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以后首次出现养老金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是在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出现的缺口，财政补贴规模大致相当于每年养老金支出的15%左右。

目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各种民间数字货币蓬勃发展，在跨境支付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具有颠覆传统货币体系的潜力。数字货币尽管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克服传统货币的缺陷，形成高质量的金融创新，但这种创新属于破坏性创新。具体而言，数字货币自身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且无法可依，不仅影响发行者所在国的传统货币系统，而且还可能影响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行。①在跨境支付领域，数字货币作为高效便捷支付工具的同时，其匿名性也为跨国洗钱等犯罪提供了便利。基于对民间数字货币风险和数字货币价值的认知，很多国家已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并对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简称CBDC）及其跨境流动开展了研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21年1月的统计，全球65家受访央行中有超过86%正对CBDC进行研究或实验。②另有如加拿大和新加坡的Jasper-Ubin项目、香港和泰国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对CBDC进行了跨境交易联合研究。各国独立或联合研发CBDC是对民间数字货币无序、不规范发展的回应，也是对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货币创新的顺应。目前各国的CBDC研发虽多处于概念验证和研发测试阶段，但CBDC及其跨境流动离我们已近在咫尺。与国内流通相比，CBDC跨境流动因涉及货币主权、监管差异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等问题而面临更多障碍，也由此产生了如何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支付基础设施、如何构建新的国际货币法律以及如何监管等一系列课题。

本报告梳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文件，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主管部门发布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市场发展的部门规章；就2015年农业部等部门主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和全国农村改革试验情况以及各地方政府就农村土地市场发展进行的试点活动进行梳理；从政策层面总结中国农村土地市场2015年的发展，展望2016年的发展趋势。

本报告总结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市场状况；重点分析农村土地市场（包括投融资）的现状、问题，就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项创新的金融产品，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唤醒”了沉睡的土地资产，将“不动”的土地转化为“流动”的生产资金，实现了农村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资本化，对破解农户贷款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报告在介绍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主体、农户的需求特点，以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面临的供给约束，进一步介绍了农地抵押贷款供给的区域个案，最后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提出建议。

本报告对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机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认为在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实现农村土地资本化的主要路径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地经营权信托正是一种创新型的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本报告以中信信托开展的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项目为例，对信托模式在资源与要素的整合与产业链的延伸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进行了分析。本报告深入研究了构建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机制的主要障碍，包括农地经营权信托项目的法律风险与困境、信托机构面临的风险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并对农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机制的法律路径及其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杠杆。在文化领域，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文化事权和支出责任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至关重要。当前，美、德、英、法等西方文化强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形成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立法、事权范围划分及支付主体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等政策经验。借鉴西方经验，明确文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科学划定文化事权与支出责任边界、优化文化领域转移支付制度，是破解我国文化事权症结、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