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新加坡建交31年来，新加坡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双方树立了“规模差异巨大的国家间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典范”。近年来，在大国竞争与国内发展的背景下，新加坡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中立—批评—修复”的调整过程，从中立转向批评中国，之后又开始积极寻求修复对华关系，重新拥抱中国。虽然新加坡调整对华政策，一度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但经过调整以后新加坡对华政策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对双边关系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给周边地区国家发展对华关系带来一些启示，要妥善处理涉华双边分歧和安全关切，避免将双边矛盾扩大化和公开化；通过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和侨务外交，加强双边和多边人文交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区域发展中扎根开花结果。

新冠变异病毒在全球一些区域继续蔓延，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通货膨胀在多国抬头……在多重不确定因素叠加之下，全球经济前景被笼上了阴云。10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比三个月前下调0.1个百分点至5.9%，维持对2022年4.9%的预测。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警告，尽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仅被略微下调，但实际上有很多国家的增速预期被大幅下修。她指出，受疫情恶化的冲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景变得黯淡许多；而由于供应链被中断，发达经济体在近期也变得更加艰难。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速被上调，部分抵消了上述变化。另外，由于服务行业受防疫措施的限制，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复苏明显滞后于产出复苏。

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双重考察，发展出如下理论假说：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是导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力地实现了稳增长。本文采用地级市城市、工业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多维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经济增长压力导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在经济下行时期显著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实现了保增长和稳增长，即国有经济担当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本文还发现，国有经济的保增长和稳增长作用，在市场化程度发展充分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国有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建设具有互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经济增长压力、所有制结构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涵。

2021年年初以来，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的带动下，国内生产价格指数PPI显著上行，5月份PPI同比涨幅达到2013年来最高月值9%，6、7月份也持续处于高位。值得注意的是，生产领域价格（PPI）的上涨并未显著传导至居民消费端，5月份以来CPI与核心CPI（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均未超过1.5%。（核心）CPI是度量生活成本的重要指标，是居民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那么PPI的持续高企最终是否会传导至（核心）CPI并引发“潜在”的通胀风险？未来通胀走势又将如何？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不存在全面通胀的基础，PPI的持续上升不会带来（核心）CPI的大幅上涨；中国PPI大概率已触顶，未来我国将大概率由当前的温和通胀逐步转向通缩。

最优税制结构是指一种能使公平与效率取得最佳平衡的税制结构，它要与政府的税制目标相适应。政府的税制目标确定后，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使其能够达到政府既定目标所需要的最优税制结构，则是税制结构的优化过程。当前优化我国税制结构最主要的是从提高直接税比重入手，着重提高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数量过多会加速经济增长并导致通货膨胀。正如著名的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是且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货币数量增长快于产出增长的必然结果。货币数量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基础货币；在经济下行期间，作为基础货币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准备金的增加是好事，因为能够刺激经济。但该理论正面临严峻挑战：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至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前，美联储将基础货币的主要部分――准备金存款由数百亿美元增至1.6万亿美元，但以M1和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存量却增长缓慢，不仅未能使消费和通货膨胀大幅提升，反让人担心有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而在中国，基础货币向广义货币的传导仍然顺畅，各口径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依旧很强，表明传统教科书中关于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关系，以及货币供应量向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依然存在。正因如此，准备金率仍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