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日韩两国面对农村出现的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快速转移、农业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等问题，采取了完善立法、保障资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逐步推进乡村振兴。当前，日韩两国为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竞争压力、农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正采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经营模式、发展智慧农业及引进外国人劳动力等措施。如何应对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竞争压力、农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日韩两国农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表1 地区生产总值 表2 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 表3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表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指数 表5 按领域分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 表6 货物进出口总额 表7 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情况 表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及专利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出台了一系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下简称人社）政策保企业、稳就业、促发展。调研显示：在人社政策扶持下，上海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得到缓解，总体复工复产情况较好；但部分人社政策在资源分配、标准制定、材料申请、政策宣传等方面存在不足，给企业享受政策带来不便，也对财政和社保基金造成较大压力。建议从加强长效扶持和信息联动、增强宣传力度、优化申办流程、做好跟踪研究等角度进行政策优化。

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直接推动了监管科技的发展，为监管部门主动提出构建科技和数字驱动型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可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发生演变，功能监管模式和行为监管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国际上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实践表明，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应用的顶层设计，重视和鼓励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创新导向，重视微观金融信息的基础性工作，提升金融信息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信息服务主体是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属于金融活动。金融信息服务监管既需要依托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同时也需要有不同侧重点和其自身特色。金融信息服务的跨领域特性和金融分业监管基础上的有限集中体制决定了应建立一种分散型协同监管体制，即根据金融信息是侧重金融属性还是侧重资讯传媒属性，分别针对侧重于金融活动的金融信息服务和侧重于资讯活动的金融信息服务，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协同监管体制，不同监管部门针对具体业务进行监管，并推动由协同监管走向合作监管，避免监管真空和过度监管。在此基础上，应推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合作协调发展；积极主动应用监管科技，针对金融信息服务的重点领域实施行为监管，并加快推进监管科技与行为监管标准规范数字化、监管科技与监管工具开发应用和监管科技与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同时，针对高风险、强创新和对金融消费者影响大的业务，探索建立金融信息服务的监管沙盒模式。

治理科技深度应用正加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本报告基于优化调整后的治理科技指标体系，以公开数据为基础，聚焦制度保障、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场景应用、效能评估五个评价维度，对我国各地区治理科技发展应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31个省区市呈阶梯分布特征，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和上海构成治理科技发展第一梯队；地区间初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黔四个集聚发展区；治理科技指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五个分指数中效能评估和制度保障方面的整体得分率较高。

人才流动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元素。本报告基于网络招聘平台大数据，对2018年和2019年城镇劳动者在我国五大城市群之间以就业为主要目的进行流动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发现，五大城市群的区域人才留存能力普遍有所提高，青年高学历人才是迁移主体。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动更加频繁和分散，蓝领人群则具有较强的职业上升意愿。同时，五大城市群的人才吸引力和协同发展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一览机电英才网和一览人才大数据中心针对智能制造产业进行多年跟踪调研，全面调研了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智能制造产业2019年人才构成及薪酬概况，结合行业特点及发展趋势，对产业人才构成及薪酬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及特征分析。本报告实际反映了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人才综合薪酬现状、福利现状、员工流动现状、岗位等级薪酬情况、职位薪酬市场水平，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在绩效结构、薪酬福利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