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开放40年来广东对外开放体制改革过程，探讨广东外贸体制自由化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来，外贸领域逐步放松计划经济体制，沿着“外贸经营权—管理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国际接轨—国际高标准”线索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艰难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际化外贸体制；未来将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推动广东外贸高度开放，形成外贸开放新体系。在外贸体制开放的激励下，广东外贸实现了崛起，多年一直引领全国外贸发展；未来依托高标准体制机制建设，广东外贸结构、市场结构、主体结构等调整将进一步深化，促进广东外贸区域协调发展、外贸方式转变并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实现广东从外贸大省走向外贸强省跃升。

在全球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复苏乏力、挑战上升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有所下降，但以人民币计价的降幅和以美元计价的降幅分别较2015年收窄6.1个和1.2个百分点，进出口数量指数则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7年，国际环境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地缘政治风险、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经济规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等都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但中国经济、对外贸易表现出较大韧性，结构调整逐步推进，将是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建议中国与美国全面开展经济合作，化解分歧，这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穿越不确定性迷雾，为世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广东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需要研判自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现状，分析广东与沿线国家产业贸易和投资的互补竞争性。本文构建区域产业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基于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考察1995～2014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和竞争性的演进状况，研判广东与沿线国家产业贸易与投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广东与东盟和南亚产业的竞争性最强，与西亚和中亚互补性最强；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滞后贸易或投资对当期贸易或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存在联动性，相比贸易增加，投资增加的响应速度更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业贸易和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较产业贸易，其对产业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

2014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下，广州继续围绕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战略目标，着力推进“三中心一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商贸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商贸业总量规模继续平稳增长，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7697.85亿元，比2013年增长12.5%，增速比广东省（11.9%）高0.6个百分点，比全国（12.0%）高0.5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达48701.54亿元，增长18.0%；商贸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第四次被评为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电子商务、商务会展等新兴业态业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成功，南沙新区新的增长极即将形成；商贸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聚集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2015年，广州商贸业发展将面临国内外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也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和内在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和多项促内需扩消费政策的影响下；在广州及整个经济腹地经济和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引领带动、“互联网+”。

在“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背景下，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正迎来新的契机。南沙国家级新区作为广州当前经济增长动力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拥有港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通过发挥优势实施航运城市化和城市航运化战略，完善航运基础设施，聚焦发展航运服务业，做大做强产业发展平台，改革创新航运体制机制，可望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将南沙建设成为广州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

本章是对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的分析。包括，原生和次生的工业化；农业剩余增加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市场、组织和技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文化价值观的约東；六次生工业化理论模型；工业化与农民身份的转型等七部分内容。

工业化引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不仅改变了、并不断改变着人地比例，从而触动了传统的农业家庭经营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农产品的供需结构、供需总量和供需形式，农产品的市场化和农业经营活动的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为对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要求愈来愈迫切。

本章主要探讨关于政府在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其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对政府作用的一般性的分析；其次进一步提出区域差距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接着对区域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涉及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发展的政府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