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屡创新高后，OPEC的增产计划虽迟但到。尽管几番僵持，OPEC+主要产油国终于就增产达成一致，其路线也渐渐清晰。即便增产8月才开始，也足以让连日飙涨的油价稳了一把。不过，增产只是供给端的事情，在需求不断上涨以及疫情随时复发的担忧下，油价往哪里去还不好说。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加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进程。在大变局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周边局势动荡，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考验。近年来，俄罗斯以大国复兴为目标，在加强国内政权建设的同时，不断调整对外战略，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着重发展对华互利合作。作为彼此最大、最重要和最可倚重的战略伙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人文交流成效日益显现，共同塑造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继续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美国的数字经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长期而言其增速始终保持在美国经济整体增速的3倍以上。美国的数字经济依然在全球独占鳌头，在多个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公司不仅在数字经济的整体规模上独占鳌头，而且拥有非常齐全的数字经济门类，并在几乎所有的数字经济细分行业中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美国数字经济呈现强者恒强和赢者通吃的态势。美国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的收入增速是美国整体经济增速的7倍多，是整体数字经济增速的约2倍。在电子商务和云领域，亚马逊一家独大；在网络搜索领域，谷歌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智能终端领域，苹果一家独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边际收益随网络效应递增。领先者会逐步形成巨大的竞争壁垒，进而鲸吞所有市场。美国虽然在数字经济领域一马当先，在大多数领域居于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依然使得美国备感压力，特别是诸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和抖音等互联网巨头已经对美国的数字经济领导地位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利用行政力量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制定产业政策，以举国之力与中国抗衡。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零售银行业报告：挑战迫在眉睫，零售银行全面转型正当时》报告指出，随着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使用数字化渠道，银行必须加速数字化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重塑成本。BCG分析认为，疫情以来，虽然全球零售银行业均高速、灵活应对并保持初心，忠实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目标，但银行在不断寻求提高收入、升级数字化能力及建立强大、稳定未来的路途中，仍面临着进一步的挑战。这份零售银行业报告对如下问题进行了探索：新冠疫情各种演变路径下的不同收入情景；寻求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客户日益快速增长，需要何种解决方案；成本管理新范式；银行如何识别并把握新的数字化价值流；银行如何建立起堆栈式运营模式，找到最佳立足点，致胜未来。

近期，孟加拉国帕德玛银行（The Farmers Bank Limited）由于较为频繁的信用证违约恶性事件，被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列入黑名单。而孟加拉国银行的信用证违约事件并非个例，实务中该国开证行违约事件多发，拖延付款更是普遍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孟加拉国银行开证特点、结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梳理和介绍，使出口企业与相关银行对该国信用证结算风险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规避业务风险。

蒙特利尔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却往往被低估，尤其是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云计算、传感器等数字技术领域，同时蒙特利尔的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由于数字技术的融入，数字艺术产业是蒙特利尔数字经济的一大特色。本文概述了蒙特利尔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着重介绍了蒙特利尔的数字技术及其在应用中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2019年，美国侨情主要有五方面特点。一是华侨华人社会内部极为复杂和多元，老一代移民凋零、多元化的新移民持续增长。二是华人参政有所突破，华人“草根阶层”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进一步觉醒。三是不少社团和华侨华人以不同方式从事反分裂活动，成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巨大力量。四是美国政府对中美文化和科技交往肆意设限和打压，引起在美华侨华人的强烈不满。五是华侨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2019年移民至加拿大的中国人数量保持稳定。中国赴加游客数量较2018年下降明显。虽然面临着大麻合法化、食品价格上涨、华人聚居区住房负担重、治安不靖等问题，但华社依然保持平稳发展。加拿大华侨华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坚定支持“一国两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华人积极参与第43届加拿大联邦大选，参选与当选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华侨华人社团持续推动西方社会关注南京大屠杀、纪念慰安妇等议题。多位华侨华人因贡献突出受到表彰。

难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世界的一大难题。伊朗是世界上主要的难民接收国之一，其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已持续40年之久。伊朗的阿富汗难民政策经历了最初的“门户开放”和融合政策，到20世纪末的排斥、预防和遣返政策，再到如今的难民救助与加速遣返并行的平衡政策等一系列转变。伊朗政府对难民开放、包容和友好的态度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安全隐患，近年来伊朗国内出现了反对承担过多难民救济责任的呼声和部分驱逐难民的举动。增强阿富汗本国的吸引力和妥善安置回返者的综合能力，合理、有序、恰当地推动难民自愿遣返，是解决伊朗境内阿富汗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