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商用车以较低的保有量，消耗了超过一半的燃油，排放了大部分尾气污染物。因此，提高热效率、降低CO2排放是内燃机发展的首要课题。美国应用“超级卡车”的研究成果，提升发动机热效率和运输效率。欧洲客车节能技术全球领先，替代燃料发动机研究应用处于前列，并开展智能化节能研究。日本研究人员开展“创新燃烧技术”项目，乘用车的汽油和柴油发动机均可获得超过50%的净最大热效率。英国研究院从事CryoPower发动机概念的研发，以提升发动机热效率。国内车企具备发动机热效率提升技术储备，量产热效率集中在45%～46%。本文对国内外商用车柴油发动机热效率提升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综合描述，分析主要技术的市场应用情况及能效水平。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法规的加严，重卡传统节能技术发展面临挑战，与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相结合的重卡智能化节能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本文开篇介绍了重卡智能化技术的定义，并从整车能量流的角度对重卡智能化节能技术进行分类。紧接着，结合用户的实际行驶工况，从发展背景、技术原理、发展动态及应用效能、发展路径及趋势四方面介绍了重卡智能化节能技术。最终综述了重卡智能化节能技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变速器按照应用车型不同，可划分为传统变速器、混动变速器、纯电动变速器三类。CVT、DCT、AT三大类自动变速器逐渐占据传统变速器主导地位。为顺应国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传统变速器通过不同程度的机电耦合和持续的电动化升级，逐步向混动变速器进行演变，纯电动变速器由单挡向多挡进化。混动变速器、纯电动变速器需要基于传统变速器节能技术来让整车能耗经济性做到极致。

本文首先分别从乘用车和商用车两个领域对汽车节能减排政策进行解读，主要解读《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新规、《关于2020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等标准和通知；其次以中国、欧盟、日本、美国为切入点，分析国内外碳中和政策发展现状；最后详细分析了日益严苛的政策法规对传统能源汽车与节能技术的挑战与机遇，并对节能汽车与节能技术在符合政策法规前提下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提出的汽车产业发展目标：混动汽车在乘用车新车中的销售占比持续增长，到2035年，传统能源汽车实现全面混动化。鉴于此，针对国内汽车市场中的主流混动系统，我们将持续地开展节能效果跟踪研究。本报告选取一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不同构型）和一组48V轻混车型（48V轻混车及燃油车）开展实际道路油耗测试。试验结果显示：表显数据与实测数据存在误差；相比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试验车型在馈电状况下的节能优势突出；传统能源车油耗较高，48V节油效果有限。

2020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平台期，新能源销售未达预期，混动汽车市场迎来发展机遇：双积分修订版将传统车油耗门槛作为新能源积分结转条件；实现双碳目标需全行业节能减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提出传统车在2035年实现全面混动化。随着油耗法规的加严，48V轻混技术局限性渐显，国内车企逐渐转向重度混动技术。综观整个汽车产业，混动技术路线纷繁多样：日系品牌使用功率分流、串并联和串联这三条技术路线，并不断迭代；美系品牌贯彻功率分流技术路线；欧洲品牌青睐P2技术路线；国内自主车企以日系混动技术为竞争标杆，吉利、长城、比亚迪、广汽等车企相继发布DHT产品。

在近期发布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各行业的减碳策略需协同推进。在车用燃料领域，多元化总体路线正逐步形成，全球能源企业对合成燃料（E-fuel）汽柴油、生物质汽柴油等可再生能源展现出浓厚的兴趣。本文重点介绍合成燃料E-fuel的技术背景和制备，以及生物质能源的技术路线，以期为汽车行业从业者提供一定技术参考。碳中性燃料有助于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控制CO2排放量，推动各国碳中和承诺的实现。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农村减贫的作用。本文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变革过程，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讲，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变迁却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制度条件，促进了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以及令世人瞩目的减贫效应。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以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并受其制约，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和滞后性，这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社会效应而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与滞后性影响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恶化了“城市病”，诱发了“农村病”的新症状。

对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本文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判断标准为主，并辅之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城市化水平等结构性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进行了判断。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5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将于2022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