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新能源+”作为能源行业绿色转型的代表性新业态正在蓬勃兴起。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该领域的实践成果，列举了12类模式共15个典型案例，从发电端、用户端以及公共领域等角度诠释了“新能源+”的实施路径与价值。在此基础上论证“新能源+”从促进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消费以及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有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2020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平台期，新能源销售未达预期，混动汽车市场迎来发展机遇：双积分修订版将传统车油耗门槛作为新能源积分结转条件；实现双碳目标需全行业节能减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提出传统车在2035年实现全面混动化。随着油耗法规的加严，48V轻混技术局限性渐显，国内车企逐渐转向重度混动技术。综观整个汽车产业，混动技术路线纷繁多样：日系品牌使用功率分流、串并联和串联这三条技术路线，并不断迭代；美系品牌贯彻功率分流技术路线；欧洲品牌青睐P2技术路线；国内自主车企以日系混动技术为竞争标杆，吉利、长城、比亚迪、广汽等车企相继发布DHT产品。

在近期发布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各行业的减碳策略需协同推进。在车用燃料领域，多元化总体路线正逐步形成，全球能源企业对合成燃料（E-fuel）汽柴油、生物质汽柴油等可再生能源展现出浓厚的兴趣。本文重点介绍合成燃料E-fuel的技术背景和制备，以及生物质能源的技术路线，以期为汽车行业从业者提供一定技术参考。碳中性燃料有助于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控制CO2排放量，推动各国碳中和承诺的实现。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农村减贫的作用。本文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变革过程，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讲，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变迁却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制度条件，促进了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以及令世人瞩目的减贫效应。

中国城乡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二元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城乡市场主体的形成，一是导致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特殊路径；二是导致了社会资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业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进而影响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使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从二元对比系数来看，中国二元结构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与中国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以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并受其制约，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和滞后性，这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社会效应而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与滞后性影响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恶化了“城市病”，诱发了“农村病”的新症状。

对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本文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判断标准为主，并辅之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城市化水平等结构性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进行了判断。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5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将于2022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本文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判断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难点问题。本文指出，与二元经济初期相比，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特别是临近二元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约束强化，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诸多难点问题。

在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三大类型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对于成功完成转型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及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判断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基础上分离出各国的转型阶段，并对其二元经济转型历程进行归纳整理；对于正处在转型中的拉美国家，在准确判断转型进程的基础上，对其既往二元经济转型历程进行梳理，同时也提出未来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