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农村减贫的作用。本文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变革过程，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讲，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变迁却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制度条件，促进了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以及令世人瞩目的减贫效应。

中国城乡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二元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城乡市场主体的形成，一是导致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特殊路径；二是导致了社会资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业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进而影响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使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从二元对比系数来看，中国二元结构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与中国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以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并受其制约，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和滞后性，这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社会效应而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与滞后性影响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恶化了“城市病”，诱发了“农村病”的新症状。

对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本文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判断标准为主，并辅之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城市化水平等结构性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进行了判断。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5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将于2022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本文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判断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难点问题。本文指出，与二元经济初期相比，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特别是临近二元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约束强化，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诸多难点问题。

在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三大类型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对于成功完成转型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及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判断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基础上分离出各国的转型阶段，并对其二元经济转型历程进行归纳整理；对于正处在转型中的拉美国家，在准确判断转型进程的基础上，对其既往二元经济转型历程进行梳理，同时也提出未来面临的挑战。

本文借鉴典型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论述了推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指出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二元经济转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完善政府治理，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二元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动城乡融合发展。

本报告依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2021”，对收集到的82家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2021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研究发现，中央企业报告质量明显优于总体水平，利益相关方管理指标覆盖率有所下降，具有参考社会责任报告主流规则、加强回应资本市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要求、系统回顾“十三五”履责进程、积极回应时代热点等阶段性特征。

本报告依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2021”，对2021年1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中国大陆公开发布的1802份中文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结合2009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发现有如下特征：报告质量指数达到1384点，预测“十四五”时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报告可信性提升显示企业信息披露总体客观真实，可比性提升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管理加强；报告更重视披露企业高层管理者参与社会责任工作情况；对相关方的履责绩效和结果，对客户、环境、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履责信息披露；必尽社会责任、应尽社会责任和愿尽社会责任指标披露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发展阶段相符，表明企业信息披露较为务实；金融保险业、信息技术业企业报告质量提升明显；不同性质企业报告质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报告质量提升显著；成长型企业报告发布数量大幅增加，领袖型企业报告质量优于成长型企业；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报告质量显著提升，与内地在港上市公司差距缩小；参考国际标准的报告和中英文双语报告数量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