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缓慢，专项债发行规模远不及正常年份。一方面，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11.7万亿元，占年初预算数的59%，明显高于正常年份（2017～2019年均值为56%），而上半年公共财政支出12.2万亿元，占年初预算数的49%，明显弱于正常年份（53%）；另一方面，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达到年初预算数的41%，而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4.2万亿元，仅占年初预算数的32%。政府性基金支出疲弱，主要因为今年专项债发行后置，上半年专项债仅发行了全年已下达额度的30%，而2019～2020年同期均在60%以上。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处于“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在跨周期调节背景下，财政政策有意后置，重心落在调结构与防风险。3月5日，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今年的财政政策要与今后年份做好衔接，为今后应对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表明财政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意图。跨周期调节的目的在于，通过后移财政政策的发力期，不仅避免上半年经济过热，而且能够有效支撑下半年的总需求。在调结构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体现为加强民生支出，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上半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10.1%、8.6%，明显高于4.5%的整体公共财政支出增速。在防风险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体现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强化专项债项目监测及绩效管理，今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增速达到14.5%，高于民生类支出增速。

管控公共债务风险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项旨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设计，财政规则被近百个国家采纳，在经历了第一代财政规则和第二代财政规则两个阶段后，财政规则越来越注重灵活性、简单性和可执行性的平衡与统一。财政规则通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提高预期违规成本来增强财政纪律，通过降低债权风险溢价来提高政府信用评级和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增强财政政策反周期性和缓解财政政策力度过大来抑制公共债务。但抑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自身特征和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影响，财政规则设计需特别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对于中国而言，财政规则设计应更加注重法定性和预期性，在约束性的基础上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设计激励约束兼容的财政规则机制，是中国建立防范财政风险长效机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文章的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协调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8%，同比涨幅连续三个月出现回落，CPI涨幅重回“0时代”。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为保供稳价，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记者近日采访的多位消费者以及商户、食品企业认为，近期物价平稳，消费市场供应比较充足，我国在保供稳价采取的措施得当，效果明显。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PPI上涨是否会传导至CPI？未来CPI走势又将如何？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针对以上问题，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平稳运行。此外，虽然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但目前对CPI影响有限。

稳住外贸基本盘，是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意。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在新冠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严峻挑战面前，外贸进出口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潜力。全省进出口额自2020年第一季度大幅下降后迅速修复，并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连续保持正增长。2021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增24.5%。在规模稳步恢复的同时，广东外贸还呈现出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速的特点。在广东外贸攻坚克难、回稳加固和稳中提质的各个时期，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积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贸易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外贸发展的质效，为“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广东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