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较大。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及国内资本监管政策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商业银行可能选择的资本补充路径，最后结合国内银行业资本现状，对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能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在解决就业、贡献税收、维护稳定、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却严重阻碍了其发展。美国通过完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国应从信用体系建设、鼓励发展“草根金融”、拓展融资渠道等方面入手，构建适合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

近几年，国有企业宣布公司债务攀升，并经常将其归咎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由信贷推动的宏观经济的刺激。Ｈｕａｎｇ和Ｂｏｓｌｅｒ（２０１４）认为，“债务骤升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后，由国家有意推动经济刺激项目，以竭力避免经济崩溃而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信用卡的黄金年代。在1982年经济衰退结束后，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美国居民消费水平回升，随着美国信用卡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成熟，信用卡在居民中的渗透率达到72.7%，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用卡进行日常消费。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用卡体系已经基本固化，各主要机构信用卡利率定价出现僵化，各大机构信用卡循环利率保持在18%～20%之间浮动，信用卡行业的发展放缓。在此情况下，第一资本银行率先从信用卡循环利率处找到了突破口，在信用卡利率定价时纳入持卡人信用因素，实现差异化定价，创造出了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为持卡人提供了一个低息贷款换高息贷款的债务置换的机会，同时也打破了信用卡行业利率僵化的状态。时至今日，信用卡余额代偿已经成为美国信用卡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提出并着力阐明的新经济指数发现，新经济部门在当前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左右。随着资源转移到新经济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因目前较高比重投资进入旧经济部门引起的挤出效应就会越来越低，反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随着时间演进，这种转变在通往新经济的发展之路上将直接或间接地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当前，东南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仍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总体而言，这一过程将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增长缓慢、高杠杆率、生产率低下以及政策缺乏灵活性息息相关。

本文检验了内部收敛———地区性、效率性和技术性收敛———如何维持中国长期增长。本文作者估计了中国三个地理区域以及全国的增长方程，结果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区域收敛速度、投资效率水平和技术进步速率。作者计算，中国的区域收敛能够提供12个百分点的增长红利，技术收敛可以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提高三分之一，而两个内陆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收敛对增速水平的效应并没有多大。

本文通过研究三个重要的议题结束了第一部分。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中国经济的轨迹；影响经济轨迹的政策选择；一些可能融合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附加元素。他特别研究了中国经济挑战中许多具有冲突性的解释，尤其是中国经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差别。通过使用新型分析框架将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行分类———分成“硬件”类和“软件”类———作者们提出改革日程表，从而帮助中国防止出现潜在的“制度缺失”。这一改革日程表包括：实现国有企业部门的结构性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规制过程；治理机制的结构性变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等。不仅如此，在“国际新常态”———霸权稳定的缺失的大背景下，作者们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以这些方式推动全球化，从而丰富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并将其进一步转换到“和谐世界”的概念。

本文研究的是回购协议市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管理国内流动性条件的工具，回购协议很有可能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者描述了中国回购市场上的特征。作者最开始集中于银行间市场，然后考察了它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回购协议在过去两年中利率更低波动更小，反而导致了金融市场上更大的风险性行为，在形成与应对这些发展趋势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在不断变化。

本文发现，无论是省属企业的OFDI还是中央直管国有企业的OFDI，都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从OFDI向省域经济所在地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其中包括：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劳动力流动、前向和后向产业联动、信息流、推动本地企业出口、帮助母国经济的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促进母国经济增长。总体而言，这个研究提供的很强的经验证据表明，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政策应该瞄准开发一套更为开放化和市场化的OFDI机制，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以提升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并鼓励母国经济中跨国企业与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之间的互动，从而强化和加速从OFDI这种积极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向中国经济扩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刺激经济复苏以及为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陆续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伴随而来的则是迅速上升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日益膨胀的庞大债务。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展开以及经济的逐步复苏，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非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终究需要走向正常化，以维持政府财政以及债务的可持续性。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政府进一步推出财政支出刺激计划的脚步暂未停歇，新一轮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刺激计划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