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介绍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管理模式，通过设立“管理局—管理站”两级管理体系，组建三支人才队伍，明确权责划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实行人员交叉任职；再次，说明了建立其试点的具体做法，如坚持依法治园，建立公园治理新体系，加强生态管护，开展特许经营，壮大绿色产业等；最后，总结了其试点成效，如创建行政管理新体制等。

创新发展位居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指明了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践行创新发展理念、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河南发展中面临的一次重要机遇，必须立足实际，坚持“三个根本”、遵循“四个主要”、把握“五个要点”，以更好地发挥示范区的引领、带动作用。

2016年广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10.94亿元，增长8.2%，比全国和全省分别高1.5个和0.7个百分点。农业保持平稳，工业稳中提质，服务业较快发展；消费稳中有升，投资缓中趋稳，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加速成长。展望2017年，世界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但步伐有望加快；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深化实施，经济新动能不断积聚，传统动能改造升级提速，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快速发展，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广州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但仍面临一定风险和挑战，课题组经模型测算，预计全年经济增长8.1%左右。

新常态下，广东抗住经济下行压力，以改革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的某些障碍依然存在，需要深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众创业尚存阻力，市场规则有待更加公开透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仍存难题；珠江—西江经济带一体化机制尚未形成，对自贸试验区建设还有模糊认识。广东进一步的发展应以法治领先，继续厘清政府和市场界限，扎实推进市场准入“三单管理”，简政放权应定点指向促进创业就业，实施“互联网+”创新驱动，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制度，高度重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本文意在明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方向、细化政策目标，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我们首先构建公共政策分析框架，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定义，阐述政府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性和政策目标。随后，结合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时代背景，本文总结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四项战略目标，即价值目标、公平目标、效率目标和法制目标。本文最后对相关项目与工程提出建议。

本章是对农业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的分析。包括，原生和次生的工业化；农业剩余增加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市场、组织和技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文化价值观的约東；六次生工业化理论模型；工业化与农民身份的转型等七部分内容。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社会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在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脱离市民社会规律的本质问题形成实践性对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下来，社会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及地区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社会企业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多种社会问题。此外，在社会需求的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参与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服务、公共领域、社会治理以及作为新发展动力的社会创新，并逐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体，共享经验，建立共同原则。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社会经济的成熟和社会企业影响力的扩大，还对地区合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是成都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其致力于运用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社会资源投入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填补社区服务空白，实现公益性与营利性共存。在发展过程中，公司逐步探索出自身的商业模式，并走出了以社区治理为支撑、以党建为引领的独特发展道路。但公司经营也存在财务平衡脆弱、发展难以持续与定位模糊等发展隐忧。

杭州市作为江浙地区的经济中心，拥有适合企业发展的商业土壤，培育了阿里巴巴、网易、吉利汽车等企业，民间慈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在这样一个商业和慈善均较为发达的城市里，倡导运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却发展得较为缓慢。本研究发现，杭州市社会企业的自发力量较为充足。通过与特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相结合，杭州市社会企业另辟蹊径，成为国内社会企业中一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队伍。但同时，杭州市也面临着社会企业认证成效不佳、身份认同模糊、使命容易漂移、发展差异悬殊、扶持政策缺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