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对救灾工作的响应和推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救灾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然，他们的响应和推动是在政府对他们进行充分动员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文对国内外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地位的3个组成部分：专业技术地位、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和评述，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实现途径等问题。

本研究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的内涵、特点以及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价值观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技术规制”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以此探析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地位获得机制，增加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技术规制”的理解和认识。

本文首先分析了深圳零售商业的发展现状，深圳市零售行业协会是深圳市商业、服务业的权威中介组织，代表着深圳市商业、服务业的主导力量。深圳市主要大、中型商业企业、连锁及特许连锁企业都是本协会会员。然后例举了典型零售企业人力资源状况，提出了深圳零售企业在劳资关系中面临的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国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的社会自主性普遍较低，居民参与的初衷难以达成，社区发展实践展示出“物质性大于价值性”的特点。总体来看，社区发展的转型是一种“条件论”，中国的社区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改善社区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引领，构建“关联社区”。

对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本文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判断标准为主，并辅之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城市化水平等结构性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进行了判断。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5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将于2022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在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的改革来看，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二是从二元经济体制不同组成部分的改革来看，二元经济体制变革表现为先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