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本文从农民家庭经营的类型切入，通过阐述家庭经营弹性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化逻辑，指明家庭经营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农民能够成为能动的主体积极参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能够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探索出一条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本文主要基于嵌入性视角，以陕西省B县为例，揭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多重嵌入机制。本文发现，制度环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资源；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地方性产业文化塑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规模化的扩展，小农户不断被纳入产销一体化之中，进而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本文主要探讨土地托管与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并以陕西省长安区的土地托管工作为例加以具体阐述。本文发现，土地托管不仅整合了土地资源也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同时也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本文认为，土地托管使得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可能，这种农业服务社会化的形式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使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向更加丰富多元的主体方向发展。

本文主要探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转型的动力机制，并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农村为例，试图通过对这种典型的小规模农业经营的特征与逻辑进行理解，探索迈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可能路径。本文认为，从既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已有转型实践来看，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应注重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关联，应着力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本文主要探讨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并以陕西省大荔县农村为例，分析冬枣产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本文发现，一地产业的转型与发展离不开社会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与村社组织在地方产业发展中负有“农业治理”的职责，小农户也可依靠社区组织和集体资源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并分享收益，推动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形成以村庄整体推进的农业转型。

本文主要探讨农民合作社发展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并以陕西省眉县为例加以具体阐述。本文认为，农民合作社不仅重塑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而且促进了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进而重塑了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当前农民合作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实践形态，不利于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有机衔接的发展路径。这急需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加快农业社会化体系的建设，最终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

本文聚集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作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是不等量地进行传递的。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