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月度经济景气波动从2015年12月开始进入新一轮短周期，出现稳中向好态势。本轮短周期的峰顶转折点在2017年3～4月出现是大概率事件。2017年4月以来的经济景气下滑可能会持续到2018年二季度以后，但下降幅度不会太大。经济运行有望在新的景气水平继续保持大体平稳的运行态势。预测2017年和2018年GDP增长率将分别达到6.8%和6.6%左右，CPI上涨率分别为1.6%和2%左右，新常态下经济和物价周期波动的“微波化”特征将更为鲜明。

地方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状况是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直观体现，在2020年评价周期内，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总体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各省份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绿色投融资，帮助绿色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地方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自下而上地支持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信贷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11.01亿元，地方绿色银行分支行数量稳定增加。绿色债券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1个省份共发行贴标绿色债券174只，募集资金超过2200亿元；上市绿色企业数量持续增加，上市企业的环境和社会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提升。受金融监管政策影响，各省份新增绿色基金数量持续下降；PPP模式与绿色项目的特征较为匹配，在2020年评价周期内各地方新入库绿色PPP项目数量稳定增长。在绿色保险领域，大部分省份较早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气候与巨灾保险、森林保险、农牧业保险等产品。在环境权益领域，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至2020年粤港湾大湾区总体上已基本形成层次分明、发展各有特点的城市群。绿色发展是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粤港湾大湾区的发展同样强调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相结合，并通过绿色金融发展实现市场要素向绿色领域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市场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重要节点城市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初步构建了资源共享的绿色金融平台，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战略引领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采取措施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积极应对三地合作中体制机制、产业协同等方面的障碍，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各节点城市在绿色金融区域合作中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的绿色化改造升级。

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下构建，用以反映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体系与市场效果工作进展。将客观性、公平性、可比性、科学性等作为指标选取和数据获取过程中的原则，同时根据国内绿色金融新进展优化更新指标体系。指标分为定量和定性两部分，通过标准化评分方式得出各省份单项指标得分，并以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各部分权重，最后加权汇总计算出指数成果。评价结果相关性探究显示，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与政府财政能力、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弱相关关系。

本课题报告在总结浙江省近年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客观剖析了“十二五”时期全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内外环境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支撑结构和空间格局结构等四大途径，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企业空间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区位选择问题，既是作为微观行为主体的企业家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受到自然区位、集聚效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章将对区位理论、产业集聚效应及经济理性等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明确其对本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阐述本书依据的理论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基本支持。

第三章通过分析农民创办企业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及相应的区位选择行为，对传统农区企业村庄选址倾向的产生与强化给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解释，本章将用传统农区企业村庄选址的典型案例对这一解释进行检验。

笔者认为，空间分散与空间集中都是企业在现实约束条件下追逐自身利益的区位选择的宏观结果。从企业的角度考虑，何时集中、向何地集中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集中取决于区位因素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企业能否从空间集中受益。传统农区产业空间集聚既取决于企业自身规模的变化，又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包括地方城镇化的发展、政府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环境等。

本书第五章分析了基于成本视角的传统农区产业空间集聚动力机制，并从理论上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本章将根据传统农区推进产业空间集聚的具体实践，总结影响与制约传统农区产业空间集聚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经验。

“绿色革命”时期，由于采用现代农作物品种，以及灌溉、化肥使用程度的提高，全世界实现了农作物的大幅增产（Evenson和Gollin，2003b；Rosegrant和Cline，2003）。“绿色革命”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与人口同步增长（Conway和Toenniessen，1999）。1990年以来，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减缓了（Evenson和Gollin，2003b；Rosegrant和Cline，2003），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在21世纪会持续减少，因此，若要满足全球的粮食需求，粮食产量还得继续提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粮食安全迄今还是一种挑战。对于那些最缺乏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气候变化将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了（Rosenzweig和Parry，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