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宣布成立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随后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逐步提升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视。2017年12月，中国与英国在第9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上就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联合发起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项目。2018年以来，双方先后发布《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进展报告》《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中方试点机构目标框架》等试点成果。本文基于中英试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展成果，对比分析双方试点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执行情况及存在困难，并提出纵深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政策建议。

近日，缅甸中央银行依据缅甸《外汇管理法》第17条和第22条发布通告，允许在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直接使用人民币和缅币进行贸易结算。至此，人民币国际化再下一城。据了解，“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跨境结算，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有所上升，加上这两年中国疫情调控表现优异，经济增长亮眼，使得人民币资产广受欢迎。

当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来势汹汹，已经开始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包括荷兰以及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都已经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疫情的阴霾将继续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在能源危机大幅推升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情况下，近几个月以来，欧元区通胀上行压力持续增强，这令欧洲央行在调整货币政策上不得不思考如何平衡推动经济复苏与平抑通胀之间的关系。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倡议，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等。GIP所强调的应对气候风险与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作为通过巴基斯坦港口连接欧洲、远东和中东的门户，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GIP首个区域办公室（中亚）所在地。

作为过去几年中“一带一路”能源类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电项目今后将从我国各类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清单中彻底消失，尚未开工建设的规划项目需要寻找其他支持方或调整为其他能源项目。在碳中和愿景下，电力行业首先面临脱碳压力，尤其是煤电项目面临的压力最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高碳行业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如交通、钢铁、水泥等。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逻辑，尤其是金融机构需要积极研判可能存在的气候风险和转型风险，减少高碳行业投资，把握低碳转型机遇，加大绿色项目投资。

2020年国际大型银行战略调整动向：积极应对疫情，支持实体经济复苏。调整风险偏好，加强重点风险防控。持续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客户体验和经营效率。强调可持续发展，将ESG理念植入银行发展基因。多措并举，缓解低（负）利率经营压力。

为厘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货币结构及金融机构的影响，本文从货币结构重塑的角度出发，构建包含现金、线上支付、法定数字货币在内的支付理论模型，证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现金的使用范围和场景，使M0比重上升，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影响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本文进一步实证探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M0比重的提高会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有利于缓解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沿线国家金融开放度和相对制度质量对东道国获得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开放度对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开放度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正式提出和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加，这种正向效应和促进作用均显著下降。按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划分为海上和陆上不同区域的分析表明，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经济效应，中国应优化投资区位布局。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规划、中国OFDI布局和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采用区位熵、外向功、城市流等模型研究俄罗斯东部首府的城市流强度及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表明：（1）俄东部城市流强度呈西高东低、自西向东衰减的空间格局。西伯利亚区的城市流强度高于远东区，表现出西西伯利亚区＞东西伯利亚区＞南远东区＞北远东区。（2）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个一级大区域服务中心的对外服务主导地位显著，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巴尔瑙尔、托木斯克、克麦罗沃6个二级区域服务中心是城市联系的中坚力量，乌兰乌德、赤塔、雅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南萨哈林斯克5个三级地方中心的辐射作用较弱。（3）不同首府在产生城市流时具备各自的行业优势，在信息通信、金融保险、军事安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电力燃气、文体娱乐业等领域具备专业化优势，在施工建筑、批发零售、酒店餐饮、农林猎渔、房地产、其他服务业等领域对外服务功能较弱。

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推动社区发展工作以来，相关实践已近70年，但是相应的回顾与深层分析相对缺乏。通过对菲、印、墨、韩、英、美、加等典型国家社区发展实践的比较，能够分析出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区发展均由国家力量主导，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介入具有“直接性”和“总体性”，发达国家则较多地以非政府组织为载体，国家介入具有“中介性”和“有限性”。社区发展往往以“反贫困”为第一任务，包含物质改善和价值改造的“二重性”，由于各国所面临的社会自主性普遍较低，居民参与的初衷难以达成，社区发展实践展示出“物质性大于价值性”的特点。总体来看，社区发展的转型是一种“条件论”，中国的社区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改善社区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引领，构建“关联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