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世界的一大难题。伊朗是世界上主要的难民接收国之一，其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已持续40年之久。伊朗的阿富汗难民政策经历了最初的“门户开放”和融合政策，到20世纪末的排斥、预防和遣返政策，再到如今的难民救助与加速遣返并行的平衡政策等一系列转变。伊朗政府对难民开放、包容和友好的态度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安全隐患，近年来伊朗国内出现了反对承担过多难民救济责任的呼声和部分驱逐难民的举动。增强阿富汗本国的吸引力和妥善安置回返者的综合能力，合理、有序、恰当地推动难民自愿遣返，是解决伊朗境内阿富汗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

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抗疫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俄罗斯也不例外。这一年，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没有改善的迹象，后苏联空间依然是俄罗斯外交最优先方向。俄罗斯依托该地区的三大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发展后苏联空间各国间的联系；关注中亚局势，密切与中亚各国关系；俄乌关系较2019年有所恶化，两国进一步疏离；年初在能源价格问题出现龃龉的俄白关系后因俄助力白俄罗斯摆脱大选危机得以改善；俄罗斯在调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增强了其地区影响力；摩尔多瓦新总统马娅·桑杜采取亲欧洲路线的对外政策给俄摩关系带来新变数。尽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后苏联空间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保持重要地位和优先方向这一原则不会改变，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

2020年，由于“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未能取得积极成果、明斯克协议未能得到完全执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继续延长。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严重影响了俄欧关系，欧盟因此向俄罗斯发起了新的制裁，俄罗斯则相对应地施以反制裁措施。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令俄欧关系再次紧张。在欧盟各国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形势下，俄罗斯向疫情严重且求助无门的意大利伸出援手，先后派遣15架军用飞机运送由104名流行病专家和医务人员组成的8支医疗队赴意大利协助抗击疫情，并提供大量紧缺医疗物资。但欧盟仍不断指责俄罗斯散布有关欧盟疫情的虚假信息，妨碍欧盟抗击疫情的工作。尽管如此，由于俄罗斯与欧盟均持务实态度，“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简称“北溪”项目）建设没有因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受到影响，并在美国不断出台制裁措施的压力之下得到重启。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阻碍了各种形式的交流，也为在中东地区对抗的升级按下暂停键，并为重置国际关系提供了重新洗牌的可能。俄罗斯在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成功遏止叙利亚北部的局势恶化，说服土耳其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一方面保住了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战场上取得的军事成果；另一方面加强了与海湾国家在叙利亚战后重建、经济援助方面的合作，反过来也可遏制土耳其。在2020年石油危机中，俄罗斯与沙特未能就石油减产达成协议，沙特决定报复性增加石油开采量，引发了原油价格战、全球股市暴跌和地缘政治风险，但实际上这场危机也打击了美国的页岩油行业，并迫使美国与沙特、俄罗斯一起为稳定油价达成新的减产协议。虽然在利比亚的首都争夺战中，俄罗斯幕后支持的哈夫塔尔被土耳其击败，但俄罗斯与埃及和阿联酋不同，并没有把宝押在一方，俄罗斯与土耳其共同主导了利比亚停火议程，为进一步介入利比亚战后安排做了铺垫。2020年的俄罗斯中东外交在大力推广“与所有人友好”模式的同时，努力在地区竞争对手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危机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东南亚国家联盟并未选择侧重讨论环境、人权和民主这三个新领域。它们是强加给我们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不得不作出反应。请允许我举三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针对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于砍伐森林的担忧，马来西亚被迫对他们的批评作出反应。第二个例子，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问题上受到人权活动家的许多责难。随之带来一些严重后果。荷兰削减了它的外援，其结果是，印度尼西亚解散了IGGI（因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荷兰人），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即CGI。葡萄牙也因东帝汶问题否决了一项东盟与欧共体的新合作协议。第三个例子关于民主问题，当泰国发生了一次反对通过民主选举而执政的差猜政府时，美国切断了对泰国的援助。这些新近的例子表明东南亚联盟是如何迫不得已作出反应的。我们首先应当了解这三个领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环境、人权和民主问题变得如此重要？答案并不简单。最初，在人们将人权和民主的问题相互联系时，环境问题尚属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产生于不同。

恐怖主义活动是中国周边安全的重大威胁。总体来看，中国周边的恐怖主义活动目前主要呈现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与中国境内的“三股势力”勾结叠加；第二，背景错综复杂；第三，与国际恐怖主义力量联系密切。具体来说，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与安全局势动荡相互联动、与经济形势恶化恶性循环、与其他恶性犯罪相互勾连以及与域外力量介入相互强化的发展态势；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地方武装势力进一步极端化、网络化与割据化以及陆海恐怖主义交织的发展态势；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外源性极端主义进一步渗透扩散、激进分子青年化以及“恐毒合流”的发展态势。鉴于周边恐怖主义活动对于中国国内安全和海外安全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可以从构建反恐伙伴关系网络、加强地区反恐合作和进行综合安全治理三个方面入手，以完善周边反恐治理机制。

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两国的关系问题。自美国单方面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来，美伊对抗全面加剧，使得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陷入困境。目前，美国已将遏制伊朗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核心，英、法、德、中、俄等国则在努力挽救该协议。伊朗在强硬回应美国制裁的同时，一直选择履行该协议。在美国对伊制裁全面重启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调解和反制能否帮助伊朗克服国内经济困境，是决定伊朗核问题走向的关键。

石油是伊朗经济的核心，但更多的核能不仅可以优化自身能源结构、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换取更大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核电站产生的大量淡水也可用于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淡水资源的需求。同时，伊朗重塑海湾地区大国形象也需要核能力。因此，石油、水、安全是伊朗发展核计划的重要战略考量，制裁和对伊朗的战争威胁都不能迫使伊朗放弃其核计划。

中国与东盟在安全领域，尤其是环境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合作，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深化。然而，中国与东盟在网络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却严重滞后。一方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的网络安全威胁及治理理念的契合等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美国在东亚建立的网络同盟及网络实力方面的差异等。未来中国与东盟应该加强在网络安全治理层面的合作，在现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双边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由对话走向行动，通过合作共建区域性的网络安全组织，加强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事务性合作，提升地区网络安全威胁应对的整体水平。

国际移民，尤其是非正规移民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具体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以及经济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复杂性、发散性等特点决定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在应对移民问题上采取了研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和实践性治理三大方式，初步构建了全球移民治理的国际组织治理架构。由于授权有限、资源不足等条件的制约，以及移民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敏感性，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移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