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日韩两国面对农村出现的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快速转移、农业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等问题，采取了完善立法、保障资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逐步推进乡村振兴。当前，日韩两国为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竞争压力、农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正采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经营模式、发展智慧农业及引进外国人劳动力等措施。如何应对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竞争压力、农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日韩两国农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出台了一系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下简称人社）政策保企业、稳就业、促发展。调研显示：在人社政策扶持下，上海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得到缓解，总体复工复产情况较好；但部分人社政策在资源分配、标准制定、材料申请、政策宣传等方面存在不足，给企业享受政策带来不便，也对财政和社保基金造成较大压力。建议从加强长效扶持和信息联动、增强宣传力度、优化申办流程、做好跟踪研究等角度进行政策优化。

国家统计局7月6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仍继续保持增长。经核算，2020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69254亿元，比上年增长4.5%（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增速高1.5个百分点；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08%，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近几年中国新生人口明显下降与人口结构有关，中国存在人口结构代际不平衡的问题，育龄人口数量尤其是育龄妇女较少，未来1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将不可避免地下滑。

我国数字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8.63 万亿元，占地区GDP的比重为40.9%，占全国数字经济的比重为27.6%，增速达到18.3%，增长势头明显。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延续了2017年的快速发展势头，四省市中有三个省市居全国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前10位，它们是江苏、浙江和上海。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发展中有着良好的传统基础，2018年，该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增速超过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突出，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也超过10%。从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部分看，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大约为71.3%，产业数字化在零售、医疗、教育、文旅等领域都有显著发展。展望未来，长三角地区数字产业规模将继续扩大，产业进一步集聚化发展；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也将越来越深入，会出现更多新业态，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凸显，从而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直接推动了监管科技的发展，为监管部门主动提出构建科技和数字驱动型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可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发生演变，功能监管模式和行为监管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国际上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实践表明，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应用的顶层设计，重视和鼓励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创新导向，重视微观金融信息的基础性工作，提升金融信息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信息服务主体是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属于金融活动。金融信息服务监管既需要依托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同时也需要有不同侧重点和其自身特色。金融信息服务的跨领域特性和金融分业监管基础上的有限集中体制决定了应建立一种分散型协同监管体制，即根据金融信息是侧重金融属性还是侧重资讯传媒属性，分别针对侧重于金融活动的金融信息服务和侧重于资讯活动的金融信息服务，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的协同监管体制，不同监管部门针对具体业务进行监管，并推动由协同监管走向合作监管，避免监管真空和过度监管。在此基础上，应推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合作协调发展；积极主动应用监管科技，针对金融信息服务的重点领域实施行为监管，并加快推进监管科技与行为监管标准规范数字化、监管科技与监管工具开发应用和监管科技与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同时，针对高风险、强创新和对金融消费者影响大的业务，探索建立金融信息服务的监管沙盒模式。

在短视频和网络直播行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2019年以李佳琦和李子柒为代表的头部网红在完成差异定位之后，开始深耕风格，通过不断地输出视频将自身“品牌化”，和衍生出的众多子品牌一起以网状结构向外辐射。本报告以李子柒和李佳琦2019年发布的视频为例进行分析，总结其视频特点、传播规律及其对行业甚至社会造成的影响，以期以小见大，折射出整个网红视频领域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