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摘用的报告完全是从政府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政策的某些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是给政府部门做研究的基本套路,立题角度就是如此。作者当时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深刻,但坚持数年跟踪研究下来,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部分建于80年代中期，被人们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晶。从1984年全国第一家蔬菜产地批发市场的建立到目前40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遍布各大城市或重要产区，已有18个年头了。18年当中，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物资集散、价格形成等多种功能，在引导生产、富裕农民、方便零售、服务市民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龙头和中枢。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农业面临新的形势，农产品流通体制和经营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商品流通主渠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能否继续保持活而有序、繁荣发展的局面，这是每一个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我谈一谈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基本状况、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设想，以期赢得政府及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与支持。

中国市场的源头是《清明上河图》,是从赶大集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商贾云集叫“市场”。

本文结合口述史料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侯家营村的村落领袖职权沿革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村落领袖多为与党联结密切、政治觉悟高的村民，村落权力结构因阶级划分变化较大，村落领袖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村落领袖主要负责政治宣传教育，唐山大地震后新增重建家园任务；改革开放后，乡村秩序恢复，村落领袖选举竞争加剧，但村内干部矛盾和分裂导致村务混乱，不利于村落发展。

2008年的国家农村政策开始酝酿某些重大调整。政策调整的标志性文件是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外，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涉农具体政策。本章将扼要介绍“决定”的要点，并重点评论“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目标的若干问题。

本文是对农村改革、政策的回顾与展望。首先介绍了2006年的农村政策调整，总揽2006 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根本任务，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空前高涨的工作积极性。然后对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深层的经济体制问题、城市化政策问题、土地改革、户籍化制度问题等。

由于农村宅基地无偿、无限期和无流动的使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宅基地的无序扩张、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回顾农民宅基地产权演变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紧密相连的，经历了从私有到农村集体所有、从自由流转到限制性流转等阶段。

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回避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就不会解决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 恰恰在这一点上， 我们极容易发生似是而非的认识。 典型的看法是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能会妨碍农村社会的稳定。 依照笔者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际观察， 笔者对这种看法深表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不少分歧， 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向人们讨教。

1933年6月，国共即将展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前夕，中共在其控制区域内发起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是于战争紧张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查田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运动的媒介是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由于此，民众在运动中卷入程度极高，中共为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一定程度得以实现，但由于形势判断上的问题和实际操作中的过火倾向，运动更埋藏下不安的种子。

2019年2月以来，巴西、澳大利亚、危地马拉三国分别就印度对甘蔗和食糖的国内支持超出入世承诺向WTO争端解决机构发起了诉讼。目前这三起案件正在等待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三起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农业协定》国内支持规则，尤其是市场价格支持（MPS）计算方法中关键变量的选取口径与取值范围存在不同的主张。文章在回顾这些案件的背景与进展的基础上，对相关争议点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有关数据就相关争议点对于案件裁决结果的影响进行量化比较与辨析。基于研究结论，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案件对于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完善及参与国际规则谈判的相关启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