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口述史料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侯家营村的村落领袖职权沿革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村落领袖多为与党联结密切、政治觉悟高的村民，村落权力结构因阶级划分变化较大，村落领袖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村落领袖主要负责政治宣传教育，唐山大地震后新增重建家园任务；改革开放后，乡村秩序恢复，村落领袖选举竞争加剧，但村内干部矛盾和分裂导致村务混乱，不利于村落发展。

2008年的国家农村政策开始酝酿某些重大调整。政策调整的标志性文件是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外，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涉农具体政策。本章将扼要介绍“决定”的要点，并重点评论“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目标的若干问题。

本文是对农村改革、政策的回顾与展望。首先介绍了2006年的农村政策调整，总揽2006 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根本任务，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空前高涨的工作积极性。然后对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深层的经济体制问题、城市化政策问题、土地改革、户籍化制度问题等。

由于农村宅基地无偿、无限期和无流动的使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宅基地的无序扩张、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回顾农民宅基地产权演变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紧密相连的，经历了从私有到农村集体所有、从自由流转到限制性流转等阶段。

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回避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就不会解决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 恰恰在这一点上， 我们极容易发生似是而非的认识。 典型的看法是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能会妨碍农村社会的稳定。 依照笔者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际观察， 笔者对这种看法深表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不少分歧， 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向人们讨教。

1933年6月，国共即将展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前夕，中共在其控制区域内发起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是于战争紧张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查田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运动的媒介是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由于此，民众在运动中卷入程度极高，中共为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一定程度得以实现，但由于形势判断上的问题和实际操作中的过火倾向，运动更埋藏下不安的种子。

2019年2月以来，巴西、澳大利亚、危地马拉三国分别就印度对甘蔗和食糖的国内支持超出入世承诺向WTO争端解决机构发起了诉讼。目前这三起案件正在等待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三起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农业协定》国内支持规则，尤其是市场价格支持（MPS）计算方法中关键变量的选取口径与取值范围存在不同的主张。文章在回顾这些案件的背景与进展的基础上，对相关争议点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有关数据就相关争议点对于案件裁决结果的影响进行量化比较与辨析。基于研究结论，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案件对于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完善及参与国际规则谈判的相关启示和建议。

1929—1948年，无锡农村的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均呈下降趋势。这与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土地关系持续恶化、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呈普遍上升趋势的主流观点甚为不同。通过考察分析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可见20世纪上半叶无锡农村劳动力向上海和无锡工商业的转移是导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无锡农村的这一状况并不足以对衰退论中的土地关系观点构成真正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所留下的总结汇报材料，虽然明显受到土改宣传教育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但在客观上还是保留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内容，有助于对地主与地主经济这样的传统命题进行新的解读。通过对土改总结材料中所反映的地主经济的三个问题的考察，即地主的发家原因、地主的剥削内容、地主有无差别，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虽然地租通常被认为是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的集中体现，然而从这些总结汇报材料来看，农民诉苦的内容以及地主被控诉的罪行，很多情况下与地租剥削并无太大的关联，高利贷和雇工剥削的例子也不少，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关于地主是否勤俭起家以及地主有无差别，一些与政策宣传稍有异议的观点，虽然在这些材料中都只是作为被批判的思想而简略提到，没有给予太多的披露，但毕竟提示了关于同一问题的更广泛认识角度。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农地流转的理论和实践。首先，介绍了中国土地流转的研究意义和理论综述。其次，介绍了中国农村承包地流转现状。最后，介绍了农村承包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