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定量分析和创新实践案例，展示A股上市公司治理的最新进展，并探究治理体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近年来公司治理政策法规的完善引导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其中“义利99”上榜公司治理表现突出。从公司治理关键指标看，治理结构逐步完善，整体呈现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女性在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增强、独立董事勤勉履职水平提高、近1/4的沪深300公司设立可持续发展专门机构。从行业角度看，采掘、商贸与建筑材料行业治理成绩优异。从产权性质看，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治理表现相对民营企业更佳。从上市地点看，“A+H股”跨境上市公司治理架构更为完善。然而，部分关键治理指标表现仍待优化。识别范围与参与渠道仍需拓展，非财务报告第三方审验披露有待加强。公司治理优秀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治理体系，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其实践案例为中国公司治理优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蓝本。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情况不断改善，发布专门非财务信披报告的公司比例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明显的信息披露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本报告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持续完整性、内容实质性和量化可比性三个层面出发，综合分析当下我国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状况，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研究发现，在2020年度沪深300上市公司中，有超六成公司自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发布非财务信息披露报告，过半公司在本年度报告中覆盖了ESG普遍议题，超八成公司披露了利益相关方识别与参与的情况，近五成公司采用实质性地图等工具开展了ESG议题实质性评估的工作，超三成公司披露了主要量化指标的测算参考标准，近九成公司的报告参考了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关指引标准。基于以上发现，本报告指出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代表的A股上市公司可通过披露完整的ESG普遍议题、扎实开展实质性议题动态评估、对标国内外非财务信息披露严格标准等来提升披露信息的质量。

本报告系统阐述了上市公司3A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体系的逻辑起点与评估原理，以及2021年度模型优化工作的背景、原则、方法、效果及最终调整形成的成果，最后介绍了应用模型评估实施的情况。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细胞，没有强大的企业作为基础和支撑，宏观政策和工业经济便难以发展壮大。后工业化时期各国企业变革往往表现出大型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做精做专、企业全球布局的典型特征。反观新中国成功的工业化进程，这一奇迹与我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转型变革相辅相成。然而，工业化进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后工业化时期，我国企业面临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双碳目标实现、科技创新驱动、重构核心竞争力、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外部挑战，要求企业基于管理目标、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管理重点、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内在逻辑主动变革。本文认为，在新发展阶段，企业将朝着数字化、绿色化、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管理变革以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和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趋势。

2021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呼应了碳达峰、碳中和、低碳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旨在提升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优化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这也是由我国银行业率先发布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标志着我国金融机构接受绿色金融评价的开端。笔者从导向性和示范性、创新性和实质性、工具性和标准化、约束力和影响力四个角度对《方案》进行了相关解读，并尝试探讨《方案》未来的可能改进方向。

目前，我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简称“金融信创”）正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项目落地难、选型成本高、实践路径不清晰、人才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在当前“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金融信创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构建行业和产业协同的政策体系、打造自由开放的金融信创生态、健全供需互促的生态配套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产学研联动机制、优化金融机构管理营造环境、兼顾“国产化”与“引进化”等方面支持金融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有助于全面提升金融业自主创新能力，并从根本上破解制约“双循环”要素流通的障碍。

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科技与各行各业的融合越来越多，制造了大量数据，产生云数据、云计算的概念，云数据、互联网、5G接入网、万物互联等大数据平台为区块链技术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文章将阐明大数据理念的特征，分析2020年年初疫情及疫情后时代，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适用性及应用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发展是突破性的，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国金融市场目前依旧存在对外开放较晚，股市与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和联动较弱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滞后严重的问题，市场上使用较多的各类投资模型，如“3因素模型”“CAPM模型”和“BlackLitterman模型”等，在市场上的应用效果不够好，在预测和判断各种金融类股票的市场价值和表现上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金融市场中银行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促使商业银行进行了结构上的重组，其在市场上的份额也进行了重新分割。在国际市场上也出现过部分国家在施行了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大面积倒闭的情况。由此可见，金融自由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的市场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还会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高度影响，难以做到独善其身。

近年来，北京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服务业日益突出，工业制造业占比下降，2020年这一局面再次强化。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成为北京经济的“压舱石”，在2020年取得了较高增长，确保了经济正增长；而住宿和餐饮业、租赁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则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显著下滑。从各区看，制造业、医药卫生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产业规模占比相对较高的区经济增长较快，而依靠金融地产、商业服务的区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疫情发生后，不同的金融渠道为北京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既有以金融和央企融资为主体的信用债融资，也有以公用事业、软件、运输、材料等为主体的证券融资，还有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股转中心融资。展望2022年，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又是一场展示北京风采的盛会，也是北京发展冰雪经济的契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生物医药创新价值异常突出，雄厚的科研实力和畅通的资本市场将通过创新药研发加速北京生物医药行业“一北一南”布局；当“碳中和”遇上“新基建”，高效节能的数据中心建设就变得更为重要，北京拥有较完备的数据中心建设产业链，将为全国树立节能数据中心新典范，助推产业升级。

普惠金融能够使社会弱势群体与中小微企业更易获得金融服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其相应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受众认知不足且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故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待验证。因此，文章选取2011—2018年间我国29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以及中东部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从西部层面上，暂没有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均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