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地（包括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 约占国土面积的59.37％，① 平原（含盆地） 面积相对较少。我国经济发展 较快的省份和城市几乎全部位于东部平原地带， 西北、西南省份等典型的 坡地经济发展缓慢， 甚至有些省份山区居民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坡 地经济几乎是贫困经济的代名词。

数量庞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尽管有着“某某合作社”等共同称谓，本质上却大有区别，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旨趣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书按照产权归属和主导力量的不同，将现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划分为“契约供销型”“企业主导-农民入股型”“松散合作型”“集体经济型”“农民主导-股份合作型”。这5种类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非农民主导和农民主导。下文将分别进行论述。

中国旅游减贫从自然减贫到发展驱动式减贫，再到精准减贫，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中国旅游减贫模式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领导兼顾村寨内部力量整合与社会外部力量参与，企业运行涵括直接经营运作与间接责任帮扶。中国发展经验表明，旅游减贫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在注重区域发展差异的同时，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与保护结合、扶贫与扶智融合。展望未来，减贫重点要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从经济减贫转向多维减贫，从基于战略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村民美好生活的微观柔性关怀，进而在理论凝练的基础上谋求更高质量的减贫。

德、美、日、韩等国较早进行康养产业探索，并分别发展出适应各自国情的森林医疗、森林保健、森林浴与森林福祉服务等不同模式。和国外森林康养研究与实践相比，我国森林康养产业总体上起步较晚，一些地方政府在国家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下，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传统中医药文化、旅游休闲产业发展进行不断探索。本研究以浙江省森林康养发展实践为案例，将其分为较为典型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模式是以安吉为代表的自上而下、有意识地进行规划打造的全域森林康养基地；另一种模式是以磐安县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由市场主导形成的森林康养区域。研究发现，尽管二者在发展模式上不尽相同，但都遵循了共同的发展经验。而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森林生态环境、康养居住条件，优化康养体验项目、医疗设施服务，并进一步完善康养小镇功能和等级认证制度。

在健康中国和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我国长寿之乡的康养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长寿之乡尤其是百岁老人的符号价值凸显。本文首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和健康地理环境进行背景介绍。选取我国最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为案例地，在对广西巴马县健康地理环境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巴马县甲篆镇康养旅游概况，对甲篆康养小镇建设模式进行研究，对促进大健康产业成为我国长寿之乡支柱产业具有案例示范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和支持养羊产业发展，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品种改良计划，成功培育出了陕北细毛羊、陕北白绒山羊等羊子新品种；并针对陕北生态环境脆弱这一特点，全面推行人工种草和舍饲养羊等生态措施，实现了产业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目前全市羊子饲养总量基本稳定在千万只以上水平，羊产业已经成为榆林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支柱产业。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全面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现代化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与不足，如建设标准、质量不够高，配套设施不完善、管护机制不健全，建设资金投资标准不高、资金来源渠道不宽等。“十四五”时期，应加快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要求，瞄准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提升灌溉、机械化等农田配套设施建设质量；按照“谁受益、谁使用、谁管护、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多元管护机制；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亩均投资标准，拓宽融资渠道，满足高标准建设资金实际需求，切实发挥高标准农田的“高标准”来保障粮食的“稳产增产高产”。

粮食安全与国际粮食贸易是世界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依然有限。文章尝试利用2000—2018年231个国家和地区的粮食贸易关系数据，采用网络密度、平均距离、聚类系数等复杂网络指标，对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化规律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粮食贸易网络逐渐趋于复杂化，网络发育程度逐渐增强，全球粮食贸易组团始终处于不断分化融合的动态演化中；2000—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发生重塑，中亚和东南亚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地位逐渐上升，而欧洲则呈下降态势；法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南非、英国是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而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较低。最后从自然、经济、政治、政策及文化等方面对其演化机制进行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土地利用方式存在差异，农地的概念及其分类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日本将农地分为农用地和农用设施地（包括农舍、作物场地，灌、排水设施地，农路、耕作小路，防害设施地）；中国台湾将农地分为直接生产用地和间接生产用地。尽管农地的内涵存在地区差异， 但耕地均被认为是农地的核心。结合中国农地分类系统，本书的农地特指耕地，且侧重于粮地。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然引起农地经营要素的重新配置及利润空间的变化，进而诱发农地边际化。从时空演进角度分析农地边际化现象，能够发现农地利用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