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一直是牵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话题，在中国高管在职消费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薪酬管制的现实背景下，在职消费已成为高管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在第三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以及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抑或互补关系；同时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联立方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划分四种类型的薪酬契约结构，进一步对不同薪酬契约结构下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媒体治理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可知，媒体治理受到实际在职消费水平以及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影响，且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降低超额在职消费水平，也会对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从媒体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并按高管薪酬契约结构进行分类，实证研究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效果。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科研能力持续增强，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市场空间，并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因此信息技术产业前景可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战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自主可控性、安全性和先进性更为迫切。2020年，结合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政策产业环境，建议关注信息技术产业的四大产业应用领域。一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包括人工智能芯片、物联网芯片、5G芯片、汽车电子等。二是信息安全，包括密码产业链、网络安全升级改造、新技术带来的新风险的防范等。三是金融科技，包括区块链金融、人工智能及大数据金融、金融云等。四是5G产业与应用，包括5G通信领域以及“5G+”行业。

Our Investment Strategy team upgraded US equities to overweight on 11 Jan. Our more positive stance on US equities is premised on i) stronger-than-expected recovery in economic growth in 2021, ii) earnings rebound this year, iii) rising inflation from low levels and iv) negative real yields. We believe all these tailwinds would benefit the US real estate sector, which had underperformed in 2020. Historically, the earnings of cyclical sectors such as real estate have been more sensit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us we expect the sector to be a beneficiary of the reflation theme ahead. Real estate has also historically been seen as a good hedge against inflation. However, we are cognisant that the road to recovery is expected to remain bumpy. Key downside risks include further lockdowns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slower-than-expected administra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and sharper-than-expected spike in US 10-year Treasury yields and borrowing costs.

当前，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多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后其如何服务经济发展仍需持续探索。现实问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涉农金融供给疲软，“三农”金融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合作金融改革的原因众多，但长期主体地位及法律地位不明确、权利义务责任不对等是主要原因。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聚焦主业、回归本源，通过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加快出台农村商业银行法、健全支农配套体系、差别化监管、落实股东大会法定职权、完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用及议事规定、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等方式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注重发挥法律的引领及固化作用，努力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商业盈利性及支农政策性的共生与共赢。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经验和经济理论均表明，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推动着金融体系的转型与变革。20世纪8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由手工记账向电子自动化转变，实现了跨区域的通存通兑。进入21世纪后，金融机构的网络化转变实现了业务网上审批、资金异地实时汇转，推进了金融机构资金清算、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效率的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不断融合，在催生新兴数字金融业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相融合，是金融发展的规律与自然趋势，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遵循顺应市场、支持创新和优化监管的原则。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经济已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期间，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较为旺盛，不仅年轻人更倾向于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等线上金融服务，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士也迫切需要“不出门、不见面”就能获得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这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进入 9 月，美股市场跌宕起伏。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风险、新冠疫情、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等不确定因素令 美股市场承压；另一方面，美股市场历来存在“9 月魔咒”。历史数据显示，9 月美股向来是跌幅最大的月份，平均跌幅 为 0.4%。“我认为这是健康的板块轮转。我们还不太担心股市在两周内逾 1%的跌幅。随着年底的到来，我认为我们可 以看到股市持续走强。”嘉盛集团（GAIN Capital）全球研究主管 Matt Weller 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表示。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一方面在零售端提高了对存款的保障限额甚至全额保障，另一方面在批发端采取了以银行间债务为主的临时性全额担保的超常规应对措施。本文重点阐述批发端的债务担保机制。从批发市场债务担保主体看，美国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担保，欧盟成员国的担保主体则主要是财政部、中央银行或其下设机构。从实施效果看，债务担保计划有效缓解了整个市场的再融资问题。由于债务担保计划一开始就定位为危机期间的临时性救助措施，在市场稳定后，欧美国家很快有序终止了该计划。

2019年，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等问题银行先后暴露。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6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已有6家金融机构被行政接管。根据专家预测，到“十四五”期间的2025年，我国将迎来银行业破产重组的高峰期，一批问题银行将面临处置。问题银行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特指资不抵债、偿债能力不足、流动性短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问题银行的界定也尚无明确标准，主要是根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情况，将低于某监管评级的机构纳入高风险机构进行监管。本文主要对中外在处置问题银行上的主要模式进行比较。

上世纪末，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先后由分业经营转向综合经营，金融自由化浪潮随之席卷世界，各国金融行业纷纷要求放松分业经营管制。为适应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我国在经历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无序经营、严格分业两个阶段之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综合经营进程不断加快，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加速融合。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业务领域拓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与监管体系。理论界与监管当局关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争论的焦点是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是否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并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实施监管。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结论主要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不会加剧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White（1986）对大萧条期间银行倒闭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研究发现倒闭的银行大多是没有证券业务的小银行，只有少数银行的倒闭与其证券业务存在间接关系，从而认为业务单一的专业银行受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更容易被风险击中。学者们对德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全能银行与金融危机之间并无显著性关系。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陆续提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强制设置防火墙和有效监管予以避免。Barth et al（1997，2000）、沈中华和张云翔（2002）及陈雨露和马勇（2008）等学者，都发现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越小①。闻岳春（2010）证明了2000年至2005年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表明银行业进入证券行业能够起到风险分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