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现，无论是省属企业的OFDI还是中央直管国有企业的OFDI，都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对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能是从OFDI向省域经济所在地逆向知识溢出的结果，其中包括：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劳动力流动、前向和后向产业联动、信息流、推动本地企业出口、帮助母国经济的产业重构和技术升级等，从而提升当地企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促进母国经济增长。总体而言，这个研究提供的很强的经验证据表明，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政策应该瞄准开发一套更为开放化和市场化的OFDI机制，鼓励研发和技术开发以提升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并鼓励母国经济中跨国企业与母国经济中本国企业之间的互动，从而强化和加速从OFDI这种积极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向中国经济扩散。

“饥饿是贫困和人类损失最极端的表现。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上，饥饿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它还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饥饿带来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严重地危害个人的生产力、国家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消除饥饿一直是各国发展的基本目标。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过去15年全世界的总体发展框架，8个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个目标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又与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相辅相成。目标2的分目标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将“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列为追求目标之一。本文将详细分析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相关成就、经验和挑战。

本文认为，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本文从农民家庭经营的类型切入，通过阐述家庭经营弹性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化逻辑，指明家庭经营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农民能够成为能动的主体积极参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能够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探索出一条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本文主要基于嵌入性视角，以陕西省B县为例，揭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多重嵌入机制。本文发现，制度环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资源；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地方性产业文化塑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规模化的扩展，小农户不断被纳入产销一体化之中，进而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本文主要探讨农业转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调适，并以陕西省H县的经验材料为例加以分析。本文发现，在当地以红提和时令水果为主要方向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基本形成了以现代农业园区为龙头、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体、辐射带动小农户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本文分析了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有力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快速调整中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农民合作社发展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并以陕西省眉县为例加以具体阐述。本文认为，农民合作社不仅重塑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而且促进了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进而重塑了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当前农民合作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实践形态，不利于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有机衔接的发展路径。这急需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加快农业社会化体系的建设，最终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是不等量地进行传递的。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