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的资源赋存条件都有多煤的特点，两国又都是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而且共同面对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能源安全挑战及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承诺的气候政治压力，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较，德国在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实践对中国尤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面对接二连三的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近半年时间内，“信守”将网络安全作为优先事务的承诺，在政策规划、机制设置、行动部署等方面动作不断。就施政效果而言，这些动作虽难立竿见影，但用前白宫“网络沙皇”、现任网络威胁联盟负责人迈克尔•丹尼尔的话说，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认真对待网络安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约翰•卡特科也认为，拜登上任百天内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行动“令人鼓舞”，快速的行政行动以及从国会获得大量资金，使拜登“四个月将内网络安全的球向前移动的距离胜过前总统的四年”。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举措，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一方面在零售端提高了对存款的保障限额甚至全额保障，另一方面在批发端采取了以银行间债务为主的临时性全额担保的超常规应对措施。本文重点阐述批发端的债务担保机制。从批发市场债务担保主体看，美国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担保，欧盟成员国的担保主体则主要是财政部、中央银行或其下设机构。从实施效果看，债务担保计划有效缓解了整个市场的再融资问题。由于债务担保计划一开始就定位为危机期间的临时性救助措施，在市场稳定后，欧美国家很快有序终止了该计划。

2019年，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等问题银行先后暴露。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6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已有6家金融机构被行政接管。根据专家预测，到“十四五”期间的2025年，我国将迎来银行业破产重组的高峰期，一批问题银行将面临处置。问题银行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特指资不抵债、偿债能力不足、流动性短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问题银行的界定也尚无明确标准，主要是根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情况，将低于某监管评级的机构纳入高风险机构进行监管。本文主要对中外在处置问题银行上的主要模式进行比较。

上世纪末，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先后由分业经营转向综合经营，金融自由化浪潮随之席卷世界，各国金融行业纷纷要求放松分业经营管制。为适应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我国在经历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无序经营、严格分业两个阶段之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综合经营进程不断加快，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加速融合。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业务领域拓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与监管体系。理论界与监管当局关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争论的焦点是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是否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并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实施监管。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结论主要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不会加剧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White（1986）对大萧条期间银行倒闭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研究发现倒闭的银行大多是没有证券业务的小银行，只有少数银行的倒闭与其证券业务存在间接关系，从而认为业务单一的专业银行受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更容易被风险击中。学者们对德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全能银行与金融危机之间并无显著性关系。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陆续提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强制设置防火墙和有效监管予以避免。Barth et al（1997，2000）、沈中华和张云翔（2002）及陈雨露和马勇（2008）等学者，都发现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越小①。闻岳春（2010）证明了2000年至2005年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表明银行业进入证券行业能够起到风险分散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博弈过程中，影子银行规模快速扩张，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乏监管或监管不足的情况，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引起的局部风险隐患不容小觑，如何防范化解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同时满足实体经济需求，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总结美英两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经验，深入分析了影子银行监管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健全影子银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探索宏观审慎监管协同机制，逐步将影子银行纳入有效监管，严格规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乡村是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空间，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并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浙江省通过万村景区化，以“旅游+”的思路与机制创新，在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改善乡村环境、强化文化传承提升居民自信、鼓励社区参与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快速推进所带来的差异化发展、公共设施利用率与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诸多困惑。浙江经验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借鉴，也进一步引发对“三农”融合、公共服务效率、乡村旅游发展空间、乡村旅游人才瓶颈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本报告以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2019年度河南省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状况进行评估。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乡村振兴指数总体不高；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较好；河南省乡风文明建设方式多样，成效明显；村庄公共服务中生活用电和村庄治安评价最高，养老服务和文化服务排名最后。当前，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是：产业兴旺指数最低，乡村产业发展亟待加强；生态宜居建设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村民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能力不足是村庄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建议加快农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村干部能力；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促进村庄有效治理。

济源市轵城镇探索了一条以党建为引领、法治为基础、德治为保障、村民自治为根本的基层多元治理新路子。党建发挥功能驱动和政治引领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治融合”形成治理合力，确保了大小问题可以在村镇范围内有效解决。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轵城镇实现了乡村庭院、村庄环境、卫生环境、自然环境的生态宜居；以“道德积分储蓄站”为抓手，创新“积分+商户”“积分+银行”模式，有效促进了乡风文明新气象的形成。近年来，轵城镇以集体经济为突破口，通过整合生态和人文资源实现了产业兴旺；通过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了生活富裕的目标。轵城镇是河南省西北部传统农区的代表，该镇在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实践探索方面可以给其他同类乡镇的发展以启示。

森林康养是康养行业的巨头之一，也是诸多康养产业中发展相对成熟的一种。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探讨森林康养，可以从实践中总结出具有借鉴性与启发性的经验。本报告通过对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产品及市场五个方面的剖析后认为：在充分利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期待新政策能够更为完善与因地制宜；资金方面除了巧用政策资金，还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技术层面首要任务是厘清医疗与健康管理的区别，建立分级服务体系，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标准；人才培养除了输入新生力量外，更需要关注现有人力资源的在职培训，实现人才就地转化；产品及市场方面，搭建一个供需双方的交流交易平台，实现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