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对2021年收集到的343份包含SDGs信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研究和分析，与2019、2020年度同期收集到的包含SDGs信息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研究发现，2019～202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对SDGs相关信息披露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主要呈现以下阶段性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SDGs信息，但整体披露率仍较低；报告中针对SDGs内容的信息披露主要聚焦于良好健康与福祉、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变化、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等目标；从报告中SDGs信息的呈现形势来看，多数企业选择对落实SDGs目标的实践内容进行重点披露；SDGs信息传播方式相对单一，多采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传播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报告依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系体2021”，对收集到的1802份企业报告中披露了生物多样性信息的404份报告进行特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研究发现，披露生物多样性信息的报告数量虽逐年增加，但占报告总数的比重仍然不高，行业差别明显，还需企业持续建设和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与多元力量合作，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商业界的主流化进程，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进程。

在人口老龄化和失能化程度加深、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制度碎片化和差异化的背景下，探究不同筹资模式对于建立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多期微观跟踪调查数据，刻画了中国老年人健康状态转换的规律，并基于“七普”数据和年龄移算法，测算了2020-2040年失能老年群体的规模和结构。文章进一步基于社会保险精算平衡理论，构建了筹资模式为现收现付制和三种混合制下的动态精算模型，模拟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未来20年的均衡费率和缴费额。研究发现，在相同的筹资模式下，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均衡费率低于城乡居民，但缴费额高于城乡居民。均衡费率较低的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更适合采用具有一定积累功能的混合制，以应对人口失能化高峰时期可能出现的支出缺口；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则更适合采用现收现付制，现阶段各筹资主体的缴费压力较小，且制度运行成本较低，在推广初期比较容易被接受。文章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的精算研究，对于正在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筹资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会计制度的颁布，要求政府会计主体使用“双体系、平行记账”模式进行记账，打破了原有的“收付实现制”财务记账模式。对于承担了科研项目的政府会计主体来说，要适应政府会计制度已经是一个挑战，把科研项目资金财务核算的相关要求也一并考虑进来以后，这无疑又给挑战增加了难度。结合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和科研项目资金规范管理的双重要求，要探究政府会计制度下科研项目资金的会计核算难题，寻求合理可行的会计核算模式，以促进政府会计主体科研项目资金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伴随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公共服务各方面的改革需要不断跟进。发达经济体一般更早进入老龄社会，积累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小型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表现出色，但面对深度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亦有远忧，因此二者都在最近几年启动了新一轮的医疗保险改革。本研究从香港和新加坡医疗保险改革的背景和主要驱动力出发，较详细分析了其改革内容并做出简要的前景评估。研究认为新加坡的MSL改革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在政府的全民健康福利理念改进中又有所保留；而香港的VHIS计划则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妥协的产物。因此我国在借鉴其经验与教训时应该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环境变化三个层面设计并理顺改革逻辑。

11月之后为东南亚的传统旅游旺季，与德尔塔毒株激战近半年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但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使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下，疫情防控、港口治堵防堵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中有三个主要决策机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和学术委员会，分别进行重大决策、一般行政决策和学术决策。虽然三类决策机构的决策规则各有侧重，但就其决策的实质而言，都包含“民主”与“集中”要素。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出发，剖析公立大学民主集中决策机制，揭示具体运行机制，分析“信息”“人情”和“比较”三种约束对于决策机制的影响，指出决策中的规范结构与行为结构的错位问题，最后提出要处理好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三者之间关系的建议。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现实中许多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阶段，如何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校企合作本质上是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上协同制定管理的规章、规则、条例，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是一种典型的合作治理实践。根据合作治理理论，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离不开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为解决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在合作意愿、合作风险、合作保障等方面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需要进一步建构校企合作多元化制度激励机制、明确合作关系法律性质、具体化法律责任等。

高校德育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态德育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高校生态德育需要不断丰富新内涵、新思想和新实践，才能深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历史使命，切实增强高校德育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因此，全面审视当前高校生态德育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维度，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建构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和谐共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生态德育是新时代赋予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国务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体现了时代之需、凸显了法理之义。提升民办义务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应坚持以公平与质量为目标，加快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从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治理，从单边管制转向协同共治。从内部来看，《实施条例》在优化学校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多措并举促进治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为了构建支持与规范并举的外部治理体系，《实施条例》在创新政府支持路径、健全外部监管体系两大方面着重发力，并通过相关条款的创新设计和具体突破为民办义务教育未来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