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分成功，中国由此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跃，这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部分。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经济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梦”一个重要的经济内涵。分析跟踪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认清问题、找准发展方向。本报告梳理了学界对工业化进程评价的代表性体系和指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工业化进程评价的基本共识和规律；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新四化”三者的辩证关系，成熟工业化与“新四化”的关系阐述了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运用我们所提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和工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对当前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基于以上理论描述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下，若以“新四化”为标准，当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存在的局限性及未来的改进方向。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典型化事实以及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危害，研究发现：①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上市公司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呈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经营羸弱现象，虚拟经济部门“食利者”特征明显；②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民营实体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实体上市公司，侵蚀了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③除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性缺陷亦是融资成本较高和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主导，而证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居于次要地位，对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明显不足。本报告最后根据中国现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现实，提出我国应同时借鉴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建立富有韧性、虚实协调的以现代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发掘和支持创新的认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双层次金融架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服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R&D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发展规律，以及当虚拟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全球代表性国家经济金融数据，测算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层面和周期层面均存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且存在行业和产业的结构性特征。本文从技术进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两个视角，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实背离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建立长效增长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意义深远。本文采用2000～2019年期间5年非连续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居民消费在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此，从工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与内外部经济环境迫切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已正式进入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与人口要素红利转换衔接的历史交汇期。本文首先测算了1995～201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进而结合人口要素指标在同一时期的变化趋势，深入考察了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对国内各地域层次工业化发展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工业化水平在研究时段内有较大提升，部分区域目前已基本完成工业化，但地区差异依然显著。与此同时，各地依赖人口要素发展的重心正逐步由人口结构向人口质量转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内工业化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转化过程将在各区域分别呈现不同特征，这为发挥人口要素作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进程提出了挑战。为此，各地应一方面坚持保有人口结构优势，利用好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大力发掘人口质量优势，发挥好人才红利，同时因地制宜把握人口特征，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人口要素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以高水平人口优势助推工业化高质量增长。

在概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及主要成就的基础上，本文就后工业化时期中国就业问题作了六个基本判断：一是城镇已成为吸纳就业最重要的“蓄水池”，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二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总量性压力会逐步减轻，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对凸显；三是就业岗位在产业间的配置继续分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有提升空间；四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发展也带来了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职业结构在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方向演进；五是就业雇员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在不断正规化，劳动报酬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六是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持久而深远的，将加速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使用和劳动者收入也会带来深远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技能水平、人力资本配置、青年就业、劳动力市场化等方面。最后，本文就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如何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各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各产业融合处于较低水平，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产业融合水平提高存在障碍，而产业政策的推行可以有效提高各产业的融合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企业能力成长不足、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以及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结合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和制造业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影响，并探讨了市场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后工业化时期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削弱，通过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进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模式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之一。研究采用WWYZ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测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9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及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而考察了产业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在一段时期内将抑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长，且这一关系在高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同时，与金融服务业及商务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更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而运输服务业的影响作用则相对不明显。此外，产业规模与人均资本的提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分别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能力增长的影响则表现为互补的二重性。因此，应在坚持实施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出台补偿性政策缓解短期负面影响，并审慎进行其他要素资源配置，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大融合趋势，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并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中，于2010年超越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对外依赖度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以及2035年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都要求中国更加重视科技创新，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虽然中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但仍难以改变我国技术创新处于低端层面这一事实。今后，中国制造业必须明确自身的技术能力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走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新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基本事实，系统归纳整理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制造业创新存在的问题的一些普遍共识，总结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