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财政运行情况好于2020年，同时，财政收支也承受较大压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同比逐季下降，政府性基金收入压力也不小。财政支出在诸多领域的刚性决定了压缩财政支出存在种种困难。2022年经济增速放缓可能进一步加大财政收入压力。各领域改革的深入、各项新工作的开展都提出相应的财政支出需求，财政支出压力因此进一步增大。2022年中国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财政政策应更加注意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应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财政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财政政策还应在以下方面发力：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统筹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推进财税改革，促进财政健康运行。

2021年第一季度税收收入累计增速为24.0%，高于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累计增速为21.5%，较第一季度涨幅略有收窄，但仍呈较高增长态势，高于经济增速8.8个百分点；第三季度累计增速为18.1%，高于经济增速8.3个百分点。主要税种除耕地占用税外税收收入增速均高于上年，沿海重点税源大省税收收入均呈高增长态势，直接导致全国税收收入呈现高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经济也同样呈现高增长态势，加上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经济逐步恢复，第四季度税收收入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预计全年税收收入增速仍会高于经济增速，2022年税收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基于对疫情的有效控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有效对冲和跨周期调节的有序衔接，2021年的中国货币金融形势从极度宽松逐步回归至相对中性的水平，具体表现为：在政策趋严叠加实体融资需求减弱的背景下，信贷、社融增速以及宏观杠杆率均有所下行；货币市场流动性总体平稳，短期利率低位震荡；国内股票市场增幅较小，内部结构分化且波动性加剧；债券市场陷入结构性“资产荒”，信用债融资恢复但分化明显；房地产市场显著降温；国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持续上行。展望2022年，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在于四个方面：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及中小银行风险。相应地，货币金融政策需要聚焦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突出跨周期调节：坚持结构性调控的同时，适度放松货币总量政策，努力实现潜在经济增长；注重防范外部冲击特别是美联储政策变化导致的外溢性风险；做好防范包括房地产风险在内的国内重点风险应对预案；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21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上维持“一顺一逆”格局，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际投资头寸稳步增加，但也表现出经常账户盈余积累动力有所疲软、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波动性上升、储备资产存流量呈现背离、净误差与遗漏项流出规模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中国国际收支的变化将对国内宏观经济构成一定的潜在影响。展望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大概率将呈现出经常账户顺差小幅缩减、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季度余额变动不居、储备资产小幅缩减、净误差与遗漏项流出的结构性特征，年度数据有望继续维持“一顺一逆”的格局。为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未来应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将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2021年中国股票市场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金融体系助力绿色低碳发展，金融监管持续强化，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高水平双向开放稳步推进，上游行业表现普遍好于下游行业，周期股尤为强势，新能源赛道较为出色。全球发达经济体维持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央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融资成本稳中有降。2022年A股市场具备向上的内在动力，结构性机会显著增多，需要重视双循环格局下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双碳”目标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使命以及共同富裕下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

2021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延续稳步恢复态势，新动能快速发展，投资结构和外贸结构逐步改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主要行业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22年，国际货币政策转向、国内经济需求减弱等给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风险，但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新动能不断涌现、生活服务业加速恢复等也为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助力。为实现服务业的平稳健康发展，要保持政策前瞻性，积极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完善服务业基础设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加快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发展，突出服务业的数字化特征，完善国内消费环境，为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正逼近临界值。制造业前30年的发展经验同样适用服务业，从学习发达国家经验、自身形成产品服务，到产品服务输出全球，再到未来中国“服务链”无可替代。疫情冲击了服务业发展，也倒逼服务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展现了服务业发展的科技路径。目前服务业发展中短板多，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建议产业政策基于“龙头、人才、多元、强化”四种策略，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服务业分策施行：以龙头化为方向提高行业集中度，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带动专业和商务服务业发展，着力增加文化相关服务出口，都是避免“鲍莫尔”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2022年，全球经济周期回落叠加国际生产恢复，我国制造业出口增量渐渐回落，但出口份额保持稳定，投资呈现渐行渐下的长期趋势。非制造业内部大类分化，建筑业增速前高后低，生产性服务业增速前低后高，生活性服务业大概率将恢复至正常增长，但疫情是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碳中和固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但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全球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碳中和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有望开启新的高质量发展奇迹。但是，这个奇迹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总体保持了稳定恢复增长态势。国有控股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低于疫情前水平，民间投资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出口需求带动下增长较快，但恢复动力趋于减弱。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趋缓。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中部地区投资恢复动力较强，恢复持续性较好。受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受限、外部约束增强、稳预期困难增大等因素影响，未来投资仍会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应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投资消费循环新特征，调整优化投资方向和投资重点，充分发挥投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合理引导投资主体预期，提高投资消费循环效率。

共同富裕是高标准的共享发展，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国民总收入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进。本报告对宏观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和财富格局进行了考察，发现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为稳定，劳动收入份额逐渐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居民收入和财富格局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总体上居民收入差距并未明显缩小，财富差距在近年来的拉大幅度较为明显，但与国际比较绝对差距水平不高。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优化经济发展果实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