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进入数字技术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虽依旧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快速崛起乃至部分领域“换道超车”，使美国感受到了技术领导力弱化和经济利益受挤压的双重威胁。为维护全球技术领导力的核心地位，美国借力“中国威胁论”，增加政府研发开支，通过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管理和强化标准制定的国际领导力，与中国展开全面技术博弈。为保障全球经营利益，美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建设上“攻”“防”结合。因此，中国应打造“攻”“防”结合的数据战略，深化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有效支持；强化数字贸易规则同盟建设，以国际标准对接和关键领域开放深化利益融合。

超级计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超算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超算逐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介绍当前国内外超算产业发展现状，指出当前我国超算产业发展价值和主要面临的问题，并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所趋，尤其在疫情的冲击下，数字经济展现出顽强的韧性，成为支撑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得益于创新政策和市场优势，“十三五”期间，在整体规模、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区域发展和数字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斐然成绩。通过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呈现的新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协同发展顶层设计、推进政策服务手段创新、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数字核心技术新突破、加快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和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服务，作为IT服务在技术发展新阶段的新形态，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正以数字技术激发社会生产活力、贸易活力，加速将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向外拓展，数据流动越来越活跃，数据要素潜能不断激发，数字服务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服务仍面临源头创新能力较弱、行业应用不深入、产业发展不规范等问题。赛迪顾问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认为，我国数字服务发展需以法律、政策为依托，进一步支持数字服务企业及相关科研机构推进数字技术突破，加快在垂直行业的应用落地，优化数字服务内容，加速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引导数字服务产业生态快速成型。

数据出境有助于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之伴随的数据安全问题可能给国家安全、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等带来巨大风险。数据出境通常被理解为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技术的进步使数据出境的形式将变得多样，其他形式数据出境也能达到相同的数据利用效果。在解读当前数据出境安全相关法规的基础上，从数据利用的视角分析当前数据出境及出境安全面临的困难，可以为保障数据出境安全和促进数据跨境合作提供建议参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要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需要新的基础制度体系来配套运用。当前，我们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安全治理等方面仍有待探索。

近年来，电磁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随着空间电磁环境日益复杂，各种无线电发射设备相互干扰的风险不断加大，对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无线电安全保障体系，对于保障无线电业务安全有序开展，维护良好的电波秩序十分重要，需要做好相关战略设计。

跨国公司涉及跨境数据治理的场景主要由业务模式、集中经营和合规监管等三大动因形成，并面临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模糊不定的安全例外、制度设计与实践背离以及全球化与本地化困境等四方面的治理挑战。跨国公司应从积极重构跨国公司全球化数据合规体系，加强跨境数据治理的本地化合规投入，加强数据治理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应用，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与实践分享等方面，应对跨境数据治理的挑战。

伴随着诸多新兴业务的发展，对移动通信的数据速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网络运营商需要在确保用户隐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流量分类，分配所需的网络资源来服务用户，更好地优化移动通信的体系结构。传统的基于协议特征、关键字信息的流量分类方法会带来精度下降、实时性不足等问题。文章采集4G LTE网络中的下行控制信息（Downlink Control Information，DCI），训练了三类基准机器学习分类模型和长短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模型，识别了5种主流应用流量。实验结果表明，LSTM模型的F1-Score达到了98.92%，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了移动通信流量的高精度分类。

数据出境安全问题对数字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影响日益突出。各大经济体和重要国际组织出于不同的数字经济地位、私权重视程度和地缘战略利益等考量，对数据出境安全持有不同态度并设计了多类型治理方式。梳理和比较全球不同治理模式和规制方案，发现数据主权、隐私保护、国际规则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结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优化对各种类型问题的策略方法，针对性提出我国兼顾数据出境安全可控、支持跨境数据流动发展的方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