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古今变迁，海商文化构成了宁波历史文化之主流。宁波依凭四明山，毗邻东海，其海商精神除备受浙东学术“尚气节、忧民生，重信义、轻名利”浸润，还与山、海密不可分。尤其是四明山，对宁波海商文化影响深刻，使宁波海商精神融入“仁”“信”“义”等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因此，将宁波海商精神归纳为“四明精神”，不仅能概括提炼宁波的城市精神，而且能比较贴切地展示宁波海商精神的独特面貌，即“明智求新、明利重商、明勇至信、明义兼济”。为更好地挖掘、传承海商文化，宁波应进一步弘扬“四明精神”，助推“一带一路”，善待历史遗产，塑造城市特色，挖掘文化财富，潜心创新转化，从而成就宁波更加美好的未来。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规模化建设、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取得长足发展，产业化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龙头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生产基地规模及质量逐步扩大与提升、产业化经营组织蓬勃发展、标准化生产不断推进、促农增收作用明显。但也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农产品市场持续低迷等问题。“十三五”期间，甘肃农业产业化发展应紧紧围绕草食蓄、苹果、蔬菜、中药材、马铃薯等特色优势产业，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推进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以减损增收为目标，大力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加快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探索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方式方法、推进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拓宽示范村镇市场开发空间和实施品牌战略。

博物馆是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阵地，是城市文化建设和对外宣传的窗口。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媒体的应用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博物馆事业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博物馆应顺势而为，积极探索和创新，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构建博物馆公共教育服务的新路径，有效拓宽自身的服务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笔者以濮阳市博物馆为例，结合多年工作实际，就如何发挥新媒体在博物馆公共教育中的作用进行探讨，以资借鉴。

唐卡，在藏文中翻译为“平坦、展开、广阔”，一般是指在纺织品上绘制的有锦缎装裱的宗教绘画，主要悬挂于寺庙及民舍经堂，以供百姓观修供养。作为藏传佛教的信仰物象之一，唐卡本身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如今，唐卡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收藏界的地位也逐步提升，并得到了越来越多收藏家的喜爱和关注。本文主要从拍卖市场角度来分析唐卡的收藏价值。

以乡村旅游收入为表征变量，选取产业物质基础、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支撑和政府管理、信息技术服务等5方面的27个指标，依据2011—2019年数据，用灰色关联度对影响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市场需求对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支撑和政府管理、信息技术服务对兰州市乡村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产业物质基础对兰州市旅游业发展影响较弱。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拓宽旅游市场、完善旅游业基础设施、加强政府管理服务水平、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高旅游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对促进兰州市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该文结合权威统计数据分析了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的必要性并阐述了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的主要特征，在该基础上，总结了数据汇集、处理、传输、储存4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要点，并提出了把握大数据创新的基础设施基本特性、明确企业的主力地位、借助全球基础设施3个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思路，以期促进我国互联网大数据创新活动的高效开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必争的新产业高地，也是我国畅通内循环、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组织和市场组织、市场监管体系乃至社会治理形态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冲击。实践在呼唤理论界加快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为推动广东经济理论发展，更好服务于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需求，本刊近期召开了新发展格局与数字经济理论座谈会，来自广州市人大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华南师大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述所见，观点鲜明、论述严谨。现将几位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同时也会引发风险危机和治理挑战，给创新生态系统稳健发展带来极大隐患，亟需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进行深入探讨。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治理议题，根据风险诱发属性，将其归结为内生性风险（数据风险、算法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算法歧视、算法滥用），并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原则和治理路径3个方面建立风险治理体系，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主体构成以及形成的多层次群落结构，分析和归纳出风险治理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并详细揭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的具体治理路径，旨在为降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社会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在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脱离市民社会规律的本质问题形成实践性对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这一概念逐渐被确立下来，社会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及地区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培育出更多社会企业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多种社会问题。此外，在社会需求的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参与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服务、公共领域、社会治理以及作为新发展动力的社会创新，并逐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体，共享经验，建立共同原则。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社会经济的成熟和社会企业影响力的扩大，还对地区合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