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也为世界反贫困提供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其中，医疗保障作为扶贫的“主力”之一，在“防贫、脱贫”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医疗保障仍将是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需要纳入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并加以完善。本报告回顾了医保扶贫事业的制度变迁，从医保扶贫的角度总结了医保制度发展的关键举措和显著成效，并选取了贵州省、湖北省和广东省珠海市三个各具特色的地方案例，分析了医保扶贫的发展情况。最后结合现状和时代背景，提出医保扶贫事业的未来发展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医保制度体系，全面巩固脱贫成果；积极推动社保商保协同发展，促进慈善捐助有机融合；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及时调整医保扶贫方向；引入健康管理模式，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医保支付改革是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2020年以来，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以DRG为主的多元复合型支付方式在全国30个试点城市实施，医保支出控制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进展不一、配套政策不完善、基础欠佳等问题。就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来看，DRG付费是主流，部分先行试点地区已提供大量经验，但由于我国医保发展不均衡和改革涉及多方博弈，要全面实施还面临一些困难。因此，为突破改革瓶颈，实现DRG付费全覆盖，应认识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一项渐进的、螺旋式上升的持久工程。未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应在DRG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改革节奏，创新医保支付政策，打好改革基础，逐步从DIP付费向DRG付费过渡。

实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是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推进“三医”联动的有效举措。我国药品招标采购已经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启动相对较晚，一些特定病种如冠心病、尿毒症等所用高值医用耗材费用成了患者的沉重负担。现阶段，我国从采购方式这一环节入手，积极探索，全国统采、跨区域联合采购等模式多管齐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的采购机制也在不断开创医用耗材采购管理的新格局，使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得到实惠。然而，实践中也存在招标采购制度主体错位、医用耗材质价相互分离、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中标品种及目录不全以及招标采购时间跨度大、流程复杂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落实医用耗材采购用量，完善招标采购长效机制，同时优化医保准入制度及医保支付政策，加强监管并加快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医疗保障是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项目，其制度运行产生海量数据，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事实上，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标准化是信息化的基础。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后，高度重视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将其作为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促使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医疗保障标准的概念及重要地位，回顾了社会保险标准化建设中的医疗保障标准化探索以及我国全面建设情况，取得了多方面成效，包括为医疗保障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升了医疗保障领域的民生福祉、夯实了医疗保障信息化底座。同时，分析了我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贯标工作地区间不平衡、标准化建设水平地区间参差不齐、部分地区标准化与信息化“两张皮”等。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持续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一是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三是持续推进各项标准的贯彻实施，四是强化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保障机制。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是全面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与深层次阻力，只有通过“三医”联动破解医改关键问题，才能推动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整个医改向纵深推进。但“三医”联动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深层次利益格局难以调整、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难以界定等问题。应进一步围绕机制建设，通过建立明确的职能分工机制、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高效的信息联通机制、科学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三医”联动改革。

进入21世纪后，成都市医保加快了改革进程，逐渐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尤其通过市级统筹和城乡统筹，进一步优化了参保结构。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新业态就业快速增加，人口跨统筹地区流动加快，筹资标准持续提高，医保参保面临逆向选择风险和可持续的压力。在医保高质量建设要求下，成都市医保需要从制度全覆盖向受益普惠发展，城乡居民自愿参保向强制参保转变。同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推进下，跨统筹地区医保转移接续，除参保关系的衔接外，医保权益及跨域调剂金分配也是关键内容，这些都与参保可持续相关。

重特大疾病是城乡居民最大的后顾之忧，重特大疾病保障则是评价医疗保障制度效果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在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化解重特大疾病风险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任务。本报告立足陕西省，通过对陕北、关中、陕南等样本地区的深入调查，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并得出了现行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在保障重特大疾病方面所起作用的基本结论。研究发现：多主体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制度之间的衔接并不充分；特定病种保障水平较低，门诊补偿成为制度漏洞；制度缺乏长效筹资机制，基金可持续性较差；信息系统不统一不完善，医保大数据优势难以发挥。为此，需要加强多主体多层次制度建设，提升政策衔接水平；提高住院实际补偿比例与重特大疾病门诊待遇；拓宽制度资金来源，提高制度保障可持续能力；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制度化与补充性保障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