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为无法通过传统IPO上市的公司提供了上市机会，且在部分费用、时间成本、灵活性等方面相比传统IPO上市具有优势。因此，其被当作一种金融创新，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受到强烈追捧的上市方式。但是，SPAC结构中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不仅会提高通过SPAC上市的综合成本，而且会加剧投资者的风险。本文在梳理SPAC生命周期和结构的基础上，对其中潜在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

2020年以来，SPAC模式在美股市场上渐成热潮。SPAC监管要求较高、投资者保护措施较强，不造成监管套利，是其能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我国“上市公司+PE”、重组上市等业务包含了SPAC模式若干重要特征，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定问题。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简称SPAC）是由专业投资机构发起设立的现金空壳公司，本身没有实际业务，其成立的特殊目的是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后，用募集资金收购尚未上市的实业公司，使其曲线上市。SPAC模式集中了直接上市、反向收购、私募等特征，很大程度上可称为“造壳”上市。

目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各种民间数字货币蓬勃发展，在跨境支付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具有颠覆传统货币体系的潜力。数字货币尽管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克服传统货币的缺陷，形成高质量的金融创新，但这种创新属于破坏性创新。具体而言，数字货币自身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且无法可依，不仅影响发行者所在国的传统货币系统，而且还可能影响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行。①在跨境支付领域，数字货币作为高效便捷支付工具的同时，其匿名性也为跨国洗钱等犯罪提供了便利。基于对民间数字货币风险和数字货币价值的认知，很多国家已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并对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简称CBDC）及其跨境流动开展了研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21年1月的统计，全球65家受访央行中有超过86%正对CBDC进行研究或实验。②另有如加拿大和新加坡的Jasper-Ubin项目、香港和泰国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对CBDC进行了跨境交易联合研究。各国独立或联合研发CBDC是对民间数字货币无序、不规范发展的回应，也是对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货币创新的顺应。目前各国的CBDC研发虽多处于概念验证和研发测试阶段，但CBDC及其跨境流动离我们已近在咫尺。与国内流通相比，CBDC跨境流动因涉及货币主权、监管差异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等问题而面临更多障碍，也由此产生了如何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支付基础设施、如何构建新的国际货币法律以及如何监管等一系列课题。

OPEC+会议无意外，而飓风季节和美国缩表可能是扰动今后市场的主因。当地时间9月1日，OPEC+在短暂的部长级会议后宣布，同意坚持其逐步增加石油产量的现有政策，这意味着该组织将在10月再次向市场增加40万桶/日的原油供应。该小组将于10月4日举行下一次会议，预计将再批准增加40万桶/日的产量。OPEC+的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国际油价保持稳定。当天，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0.04美元，结算价报每桶71.59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涨0.09美元，结算价报每桶68.59美元。“正如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昨天的OPEC+会议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地方。”荷兰国际集团(ING)大宗商品策略主管沃伦•帕特森说，“总体而言，会议结果对市场而言是中性的。”

近年来，原油价格剧烈波动给油气价值链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化石燃料的负面看法、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动荡也对油气的短期需求和商业成本产生了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油企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实现价值体系的优化、创新和重构，特别是优化运营和改善资产的可用性，促使运营规模扩展灵活、交付时间更短，从而使企业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笔者认为，可以运用数字孪生策略进行数字化转型。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杠杆。在文化领域，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文化事权和支出责任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至关重要。当前，美、德、英、法等西方文化强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形成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立法、事权范围划分及支付主体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等政策经验。借鉴西方经验，明确文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科学划定文化事权与支出责任边界、优化文化领域转移支付制度，是破解我国文化事权症结、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

高素质金融人才是成渝经济圈打造西部金融高点的关键要素，而全面做好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更是重中之重。目前，随着成渝经济圈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渝两地对于金融人才都加大了支持力度，但在金融人才总量、高端人才占比、人才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鉴于此，成渝地区应加强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着力培养数字型金融人才；创新政府与高校的联合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市场型金融人才；顺应“金融+科技”的时代潮流，着力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

“十三五”时期江西省金融业奋发有为，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江西省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稳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本文回顾了“十三五”期间江西省金融业总体发展情况，对“十三五”时期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进行了分析。展望“十四五”时期，江西省提出了金融业新发展目标和主要举措，将更加注重金融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本报告基于支出法GDP核算的视角，以全国和中部地区为参照比较，分析了江西经济增长中内需（消费、投资）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变化，并分别对消费、投资增长的长期趋势与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度解析，分析了支持与影响内需增长的居民收入、住户储蓄存款与贷款增长的趋势与特点。对如何扭住扩大内需基点构建内需体系，提出了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潜力，围绕强基础、补短板扩投资，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搭平台、疏堵点、抓促扩内需政策落地等建议。

RCEP协议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内外对区域内的投资活动。“十三五”期间，广东存量外资持续流出、增量外资流入放缓，招商引资工作与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存在一定差距。为此，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背景下，广东要重塑招商引资战略，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优化招商引资路径，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以招引高质量、高水平外资为重点，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