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作为工业制造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根基，自《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出后，工业互联网信息基础建设和创新进入发展快车道。区块链作为“新基建”中的新兴技术，其具有集体维护、防篡改、多方共识、可溯源等特点，是实现工业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设施，有助于解决传统工业数据共享难、确权难、流转难，过程追溯难，产业链协同难等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实现数据可信收集，知识成果可控、可信转移，有助于工业互联网产业向集群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真正实现全产业链的连接，发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价值，推动全新的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新生态的形成。

本报告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定量分析和创新实践案例，展示A股上市公司治理的最新进展，并探究治理体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近年来公司治理政策法规的完善引导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其中“义利99”上榜公司治理表现突出。从公司治理关键指标看，治理结构逐步完善，整体呈现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女性在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增强、独立董事勤勉履职水平提高、近1/4的沪深300公司设立可持续发展专门机构。从行业角度看，采掘、商贸与建筑材料行业治理成绩优异。从产权性质看，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治理表现相对民营企业更佳。从上市地点看，“A+H股”跨境上市公司治理架构更为完善。然而，部分关键治理指标表现仍待优化。识别范围与参与渠道仍需拓展，非财务报告第三方审验披露有待加强。公司治理优秀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治理体系，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其实践案例为中国公司治理优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蓝本。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情况不断改善，发布专门非财务信披报告的公司比例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明显的信息披露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本报告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持续完整性、内容实质性和量化可比性三个层面出发，综合分析当下我国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状况，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研究发现，在2020年度沪深300上市公司中，有超六成公司自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发布非财务信息披露报告，过半公司在本年度报告中覆盖了ESG普遍议题，超八成公司披露了利益相关方识别与参与的情况，近五成公司采用实质性地图等工具开展了ESG议题实质性评估的工作，超三成公司披露了主要量化指标的测算参考标准，近九成公司的报告参考了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关指引标准。基于以上发现，本报告指出以沪深300上市公司为代表的A股上市公司可通过披露完整的ESG普遍议题、扎实开展实质性议题动态评估、对标国内外非财务信息披露严格标准等来提升披露信息的质量。

Data centers are the backbone of online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consumers. The growth in data centers is aided by the increased usage of the internet for personal and business purposes by consumers through smartphones and high-speed broadband connectivity. Due to COVID-19, there was a boost in data generation across the world, as various governments launched digital initiatives, and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shifted to cloud and other online platforms. People started working from home, and there was increased interest seen in online trading and e-commerce. The amount of data generated was very hig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典型化事实以及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危害，研究发现：①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上市公司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呈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经营羸弱现象，虚拟经济部门“食利者”特征明显；②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民营实体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实体上市公司，侵蚀了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③除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性缺陷亦是融资成本较高和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主导，而证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居于次要地位，对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明显不足。本报告最后根据中国现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现实，提出我国应同时借鉴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建立富有韧性、虚实协调的以现代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发掘和支持创新的认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双层次金融架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服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R&D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发展规律，以及当虚拟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全球代表性国家经济金融数据，测算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层面和周期层面均存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且存在行业和产业的结构性特征。本文从技术进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两个视角，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实背离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建立长效增长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意义深远。本文采用2000～2019年期间5年非连续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居民消费在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此，从工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如何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各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各产业融合处于较低水平，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产业融合水平提高存在障碍，而产业政策的推行可以有效提高各产业的融合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企业能力成长不足、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以及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结合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和制造业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影响，并探讨了市场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后工业化时期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削弱，通过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进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模式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之一。研究采用WWYZ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测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9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及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而考察了产业协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在一段时期内将抑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长，且这一关系在高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同时，与金融服务业及商务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更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而运输服务业的影响作用则相对不明显。此外，产业规模与人均资本的提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分别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能力增长的影响则表现为互补的二重性。因此，应在坚持实施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出台补偿性政策缓解短期负面影响，并审慎进行其他要素资源配置，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