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口述史料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侯家营村的村落领袖职权沿革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村落领袖多为与党联结密切、政治觉悟高的村民，村落权力结构因阶级划分变化较大，村落领袖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村落领袖主要负责政治宣传教育，唐山大地震后新增重建家园任务；改革开放后，乡村秩序恢复，村落领袖选举竞争加剧，但村内干部矛盾和分裂导致村务混乱，不利于村落发展。

本文是对农村改革、政策的回顾与展望。首先介绍了2006年的农村政策调整，总揽2006 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根本任务，从中央到地方表现出空前高涨的工作积极性。然后对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深层的经济体制问题、城市化政策问题、土地改革、户籍化制度问题等。

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回避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 就不会解决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 恰恰在这一点上， 我们极容易发生似是而非的认识。 典型的看法是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能会妨碍农村社会的稳定。 依照笔者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际观察， 笔者对这种看法深表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不少分歧， 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向人们讨教。

1933年6月，国共即将展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前夕，中共在其控制区域内发起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是于战争紧张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查田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运动的媒介是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由于此，民众在运动中卷入程度极高，中共为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一定程度得以实现，但由于形势判断上的问题和实际操作中的过火倾向，运动更埋藏下不安的种子。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村组土地与组织关系的历史演变。首先，分析了土改时期的村组土地、 组织关系。其次，分析了合作化时期的村组土地、 组织关系。接下来，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村组土地、 组织关系。最后，介绍了村组土地、 组织关系历史演变的启示。

本文主要阐述了新农村建设的含义和重大意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大历史任务，事关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本文从以下七个方面对当涂县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迅速壮大的县域经济、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兴办工业园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充分体现了当涂县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监管科技的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框架，本报告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四国的监管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发展历程、创新机制、监管端和合规端的实践入手，探析相关国家监管科技在底层技术、理念目标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共同特征与趋势，以及在产生背景、监管框架、市场发展和技术生态方面的差异，针对中国监管科技提出相关参考建议，包括鼓励第三方参与金融科技生态、重视行业的反馈意见、完善行业指引与标准等。

2020年，全球监管科技前沿技术推陈出新，监管端与合规端双向发力，多国加强协同发展；我国监管机构着力完善行业布局、推进监管框架设计、实施创新监管区域发展战略，从政策构建、技术发展、应用侧重等维度剖析全球监管科技市场可以发现：欧美发展持续领先，亚太地区积极发力，中东、非洲等地区相继布局。本报告进一步从生态视角分析监管科技的发展模式和驱动因素，总结核心监管科技的功能创新方向与应用场景。展望2021年，监管科技生态各主体或将加强信息共享与开源合作；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将成为监管重点；区块链技术将进一步革新传统监管科技，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的重要性将日益成为行业的共识。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危及人民的健康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对随处可见的污水、雾霾和食品安全隐患越来越焦虑和失望，对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更加怀念和期待。因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推进经济的绿色化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经济向绿色转型，必然要求投资向绿色转型，而发展绿色金融，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则是推进绿色投资和经济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