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倡议，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等。GIP所强调的应对气候风险与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作为通过巴基斯坦港口连接欧洲、远东和中东的门户，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GIP首个区域办公室（中亚）所在地。

作为过去几年中“一带一路”能源类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电项目今后将从我国各类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清单中彻底消失，尚未开工建设的规划项目需要寻找其他支持方或调整为其他能源项目。在碳中和愿景下，电力行业首先面临脱碳压力，尤其是煤电项目面临的压力最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高碳行业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如交通、钢铁、水泥等。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逻辑，尤其是金融机构需要积极研判可能存在的气候风险和转型风险，减少高碳行业投资，把握低碳转型机遇，加大绿色项目投资。

2020年国际大型银行战略调整动向：积极应对疫情，支持实体经济复苏。调整风险偏好，加强重点风险防控。持续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客户体验和经营效率。强调可持续发展，将ESG理念植入银行发展基因。多措并举，缓解低（负）利率经营压力。

为厘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货币结构及金融机构的影响，本文从货币结构重塑的角度出发，构建包含现金、线上支付、法定数字货币在内的支付理论模型，证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现金的使用范围和场景，使M0比重上升，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影响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本文进一步实证探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M0比重的提高会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有利于缓解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沿线国家金融开放度和相对制度质量对东道国获得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开放度对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开放度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正式提出和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加，这种正向效应和促进作用均显著下降。按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划分为海上和陆上不同区域的分析表明，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经济效应，中国应优化投资区位布局。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规划、中国OFDI布局和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采用区位熵、外向功、城市流等模型研究俄罗斯东部首府的城市流强度及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表明：（1）俄东部城市流强度呈西高东低、自西向东衰减的空间格局。西伯利亚区的城市流强度高于远东区，表现出西西伯利亚区＞东西伯利亚区＞南远东区＞北远东区。（2）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个一级大区域服务中心的对外服务主导地位显著，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巴尔瑙尔、托木斯克、克麦罗沃6个二级区域服务中心是城市联系的中坚力量，乌兰乌德、赤塔、雅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南萨哈林斯克5个三级地方中心的辐射作用较弱。（3）不同首府在产生城市流时具备各自的行业优势，在信息通信、金融保险、军事安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电力燃气、文体娱乐业等领域具备专业化优势，在施工建筑、批发零售、酒店餐饮、农林猎渔、房地产、其他服务业等领域对外服务功能较弱。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农村减贫的作用。本文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变革过程，但是从总的趋势来讲，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变迁却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制度条件，促进了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并由此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以及令世人瞩目的减贫效应。

中国城乡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二元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城乡市场主体的形成，一是导致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特殊路径；二是导致了社会资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业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进而影响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使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从二元对比系数来看，中国二元结构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与中国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以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并受其制约，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和滞后性，这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社会效应而言，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与滞后性影响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恶化了“城市病”，诱发了“农村病”的新症状。

对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本文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判断标准为主，并辅之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劳动力占比、城市化水平等结构性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进行了判断。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5年左右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将于2022年左右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