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体育用品相关方面专家和体育用品企业正式工作人员，包含体育用品企业基层、中层、高层员工为调研对象获取第一手数据，调研数据可信度高。对调研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如下：成长资源、成长能力和成长环境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模型拟合较为良好，可以接受，且成长资源、成长能力和成长环境3个因子下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符合本书所设计的理论关系，模型可以接受。而由成长资源、成长能力、成长环境与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全模型分析可知，成长资源中的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和品牌资源，成长能力中的盈利能力、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成长环境中的环境适应力、科技环境支持力、社会环境支持力、经济环境支持力共11个成长指标，对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可以作为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而成长资源中的人力资源，成长能力中的创新能力、市场预期能力，以及成长环境中的融资环境支持力，对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影响不显著，予以剔除。通过统计合理性验证，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成长因子、11个成长指标和39个测量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分成功，中国由此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跃，这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部分。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经济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梦”一个重要的经济内涵。分析跟踪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认清问题、找准发展方向。本报告梳理了学界对工业化进程评价的代表性体系和指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工业化进程评价的基本共识和规律；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新四化”三者的辩证关系，成熟工业化与“新四化”的关系阐述了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运用我们所提出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和工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对当前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基于以上理论描述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下，若以“新四化”为标准，当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评价体系存在的局限性及未来的改进方向。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典型化事实以及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危害，研究发现：①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上市公司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呈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经营羸弱现象，虚拟经济部门“食利者”特征明显；②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民营实体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实体上市公司，侵蚀了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③除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性缺陷亦是融资成本较高和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主导，而证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居于次要地位，对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明显不足。本报告最后根据中国现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现实，提出我国应同时借鉴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建立富有韧性、虚实协调的以现代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发掘和支持创新的认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双层次金融架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服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R&D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发展规律，以及当虚拟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全球代表性国家经济金融数据，测算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层面和周期层面均存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且存在行业和产业的结构性特征。本文从技术进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两个视角，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实背离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建立长效增长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意义深远。本文采用2000～2019年期间5年非连续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居民消费在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此，从工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在概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及主要成就的基础上，本文就后工业化时期中国就业问题作了六个基本判断：一是城镇已成为吸纳就业最重要的“蓄水池”，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二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总量性压力会逐步减轻，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对凸显；三是就业岗位在产业间的配置继续分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有提升空间；四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发展也带来了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职业结构在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方向演进；五是就业雇员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在不断正规化，劳动报酬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六是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持久而深远的，将加速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使用和劳动者收入也会带来深远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技能水平、人力资本配置、青年就业、劳动力市场化等方面。最后，本文就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如何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各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各产业融合处于较低水平，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产业融合水平提高存在障碍，而产业政策的推行可以有效提高各产业的融合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企业能力成长不足、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以及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结合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和制造业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影响，并探讨了市场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后工业化时期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及产业基础不同导致工业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显著快于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指数5个指标中的城镇化收敛最明显，其他4个指标收敛不显著，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差距导致区域人口数量与质量、创新能力与生态绩效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力是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提升城镇公共服务供给，以稳定人口数量与提升质量为手段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现代特色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制储运加”车用氢能供给体系，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提升可再生能源制氢比例，是落实“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国内自主可控、较为完整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基本成型，标准法规与测试评价配套体系持续完善。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经济性逐步提高、加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燃料电池汽车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同时，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与示范应用在国内多点开花，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山东、河南等地均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并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优势，车用氢能供给体系建设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进程快速推进。在落实“双碳”目标背景下，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效益明显，需要尽快开展车用氢能碳足迹、碳核查研究。

随着氢能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加氢站建设稳步推进。进入2021年，各地方政府和央企在氢能产业的布局也不断加快，山东省“氢进万家”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中石化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建设1000座加氢站的雄伟目标。加氢站作为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