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紧随国际大宗商品涨价潮，全球农产品价格同样表现“不俗”，加之疫情期间全球货币超发引发通胀，洪灾、干旱、热浪等极端天气频现，国际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国内农产品价格受到保价稳供等一系列有效手段推动，价格表现稳定，未对相关农牧业和终端消费价格带来大幅波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通过分析此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背后原因可见，气候灾害、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复苏带来需求上涨等是主要推动因素。预判未来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尚未消除，但趋势会趋于缓和，且伴随国际农产品上涨压力逐步释放，全球农产品价格也将逐步重拾下降趋势。

通过媒体治理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可知，媒体治理受到实际在职消费水平以及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影响，且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降低超额在职消费水平，也会对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从媒体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并按高管薪酬契约结构进行分类，实证研究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效果。

疫情导致复工延期，制造业承压，预计2月份制造业PMI指数将进一步回落，对于中小企业压力尤其大。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有电子行业、汽车制造、面板行业、家电和自动化装备等。

当前，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多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后其如何服务经济发展仍需持续探索。现实问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涉农金融供给疲软，“三农”金融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合作金融改革的原因众多，但长期主体地位及法律地位不明确、权利义务责任不对等是主要原因。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应聚焦主业、回归本源，通过完善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加快出台农村商业银行法、健全支农配套体系、差别化监管、落实股东大会法定职权、完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用及议事规定、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等方式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注重发挥法律的引领及固化作用，努力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商业盈利性及支农政策性的共生与共赢。

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国内成品油价小幅上调。调价后的首个工作日，国际油价依然继续维持小幅上行，首日变化率已达到2%，似乎逐渐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上行已是大概率事件。但考虑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动力已逐渐减弱，新一轮调价周期里国内成品油价格走向并不清晰，但下半年国际油价很难重演此前的大幅下挫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国内成品油市场将迎来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

中国和德国的资源赋存条件都有多煤的特点，两国又都是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而且共同面对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能源安全挑战及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承诺的气候政治压力，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较，德国在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实践对中国尤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面对接二连三的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近半年时间内，“信守”将网络安全作为优先事务的承诺，在政策规划、机制设置、行动部署等方面动作不断。就施政效果而言，这些动作虽难立竿见影，但用前白宫“网络沙皇”、现任网络威胁联盟负责人迈克尔•丹尼尔的话说，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认真对待网络安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约翰•卡特科也认为，拜登上任百天内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行动“令人鼓舞”，快速的行政行动以及从国会获得大量资金，使拜登“四个月将内网络安全的球向前移动的距离胜过前总统的四年”。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举措，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一方面在零售端提高了对存款的保障限额甚至全额保障，另一方面在批发端采取了以银行间债务为主的临时性全额担保的超常规应对措施。本文重点阐述批发端的债务担保机制。从批发市场债务担保主体看，美国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担保，欧盟成员国的担保主体则主要是财政部、中央银行或其下设机构。从实施效果看，债务担保计划有效缓解了整个市场的再融资问题。由于债务担保计划一开始就定位为危机期间的临时性救助措施，在市场稳定后，欧美国家很快有序终止了该计划。

2019年，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等问题银行先后暴露。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已有6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已有6家金融机构被行政接管。根据专家预测，到“十四五”期间的2025年，我国将迎来银行业破产重组的高峰期，一批问题银行将面临处置。问题银行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特指资不抵债、偿债能力不足、流动性短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问题银行的界定也尚无明确标准，主要是根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情况，将低于某监管评级的机构纳入高风险机构进行监管。本文主要对中外在处置问题银行上的主要模式进行比较。

上世纪末，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先后由分业经营转向综合经营，金融自由化浪潮随之席卷世界，各国金融行业纷纷要求放松分业经营管制。为适应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我国在经历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无序经营、严格分业两个阶段之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综合经营进程不断加快，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加速融合。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业务领域拓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与监管体系。理论界与监管当局关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防范争论的焦点是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是否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并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实施监管。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结论主要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不会加剧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White（1986）对大萧条期间银行倒闭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研究发现倒闭的银行大多是没有证券业务的小银行，只有少数银行的倒闭与其证券业务存在间接关系，从而认为业务单一的专业银行受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更容易被风险击中。学者们对德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全能银行与金融危机之间并无显著性关系。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陆续提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强制设置防火墙和有效监管予以避免。Barth et al（1997，2000）、沈中华和张云翔（2002）及陈雨露和马勇（2008）等学者，都发现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越小①。闻岳春（2010）证明了2000年至2005年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表明银行业进入证券行业能够起到风险分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