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禀赋优势，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主要的发展对象便是第二产业，之后随着发展的推进，慢慢开始涉及第三产业，进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一背景与优势下应运而生，进而实现了三大产业的多产业布局。但在新时代的经济与国际背景下，我国面临第二产业效率低下、产能冗余以及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缺陷，从而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文章从税收和税负结构占比两个维度构建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协整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在短期内，税收政策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强烈的反应，而在长期中这种反应会变弱。重要政策启示是：从税负和税种结构入手，调整不同产业的税负水平，实现各产业的公平税负，同时，针对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税种结构的调整，使得税种结构服务于产业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SDM模型，通过纳入宏观层面、结构层面、金融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重要经济变量，对金融资源供给、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现阶段我国金融资源存在空间上的聚集，但这一聚集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因而扭曲了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实际融资环境；（2）空间聚集促使存在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第二产业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支持，使得第二产业集聚更为凸显，而其对第三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间接融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支持力度下降，而直接融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支持力度上升，说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存在最优比例。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当地人民政府来说，适度的举债会有助于促进和支持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当地公共服务能力等，对完善地方民生事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地方政府性债务而形成的大量优质资本所获得的固定资产相对比较显著，但由于诸多因素造成的影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地风险也对当地经济与金融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威胁。因此，必须及时地采取措施把债务风险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在能够充分发挥其他地方政府性的债务资源优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规避其风险，以有效地促进其他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最优税制结构是指一种能使公平与效率取得最佳平衡的税制结构，它要与政府的税制目标相适应。政府的税制目标确定后，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使其能够达到政府既定目标所需要的最优税制结构，则是税制结构的优化过程。当前优化我国税制结构最主要的是从提高直接税比重入手，着重提高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

《前沿技术》聚焦于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工艺等的前沿技术研发、突破 性进展和商业化应用，帮助用户及时了解重大前沿技术的研发动向和主要趋势，以及主要企 业的技术优势和最新进展，以更好地把握和判断相关技术和产品所处的发展阶段、主要应用 场景、潜在市场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2020年，华晨和永煤的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了信用债市场的剧烈震动。两起违约事件之所以会引发市场悲观情绪，除两家企业都是地方国有企业以外，还因为违约发生前两家企业的主体信用评级都是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违约债券的债项评级也是AAA级。在信用评级体系中AAA级是最高等级的信用评级，AAA债券违约现象频发引发了市场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虚高的质疑。虽然经过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及时干预，信用债市场整体已恢复平稳，但是信用评级虚高问题不容忽视。当然，AAA级债券违约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早在2001年安然事件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就曾出现AAA级债券违约和AAA级企业破产的情况，最终在全球引发了严重的金融海啸。因此，为避免个别企业债券的自发性违约行为演变为市场系统性风险，对信用评级虚高的问题做研究势在必行。

本文以2020年疫情期间股价暴跌为数据基础，构建负收益偏态系数和公司股票收益上下波动的比例两个股价崩盘风险指标，检验卖空机制对A股市场及A股三个板块的冲击大小。研究结果表明，股价异常期间，卖空机制加大了股票崩盘风险，对主板与中小板的冲击远大于创业版，投资者的情绪得到释放后，卖空机制对A股的冲击将缩小。研究结论对于提高监管效率、完善证券市场制度、引导投资者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股票市场开放是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2014年11月开启的“沪港通”政策正式拉开了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大幕。这项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改革动因之一是通过市场开放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为检验该政策目标的达成度，本文基于“沪港通”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从代理成本视角研究了“沪港通”政策实施对上市公司代理冲突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开放缓解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了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并且这种效应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表现尤为显著。

金融监管中的大数据应用在“互联网+”时代面临机遇与挑战。本文提出应用共享与公开数据辅助政府决策的模型框架，以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P2P企业风险监测的实践为例，分析数据采集、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在推进金融监管工作中的作用，提出“五位一体”监管理念、使数据来源多样化、用数据治理引导数据资产化等发展建议。

本文通过对程序化广告和个人信息的研究，探索程序化广告投放与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