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处于地区分割统筹且统筹层次偏低，同时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的情形下，由于人员流动及疾病治疗的需要，一部分患者往往需要到超出统筹区域的外地就医，而医保结算的不便直接影响了患者的异地就医行为，成为损害其医保权益的重要因素，因此，推进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是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分析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政策体系、运作方式、实施现状和实践效果，并提出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的建议，包括不断提高医保经办服务水平，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加快医保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医保支付改革是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2020年以来，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以DRG为主的多元复合型支付方式在全国30个试点城市实施，医保支出控制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进展不一、配套政策不完善、基础欠佳等问题。就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来看，DRG付费是主流，部分先行试点地区已提供大量经验，但由于我国医保发展不均衡和改革涉及多方博弈，要全面实施还面临一些困难。因此，为突破改革瓶颈，实现DRG付费全覆盖，应认识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一项渐进的、螺旋式上升的持久工程。未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应在DRG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改革节奏，创新医保支付政策，打好改革基础，逐步从DIP付费向DRG付费过渡。

医疗保障是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项目，其制度运行产生海量数据，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事实上，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标准化是信息化的基础。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后，高度重视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将其作为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促使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医疗保障标准的概念及重要地位，回顾了社会保险标准化建设中的医疗保障标准化探索以及我国全面建设情况，取得了多方面成效，包括为医疗保障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升了医疗保障领域的民生福祉、夯实了医疗保障信息化底座。同时，分析了我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贯标工作地区间不平衡、标准化建设水平地区间参差不齐、部分地区标准化与信息化“两张皮”等。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持续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一是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三是持续推进各项标准的贯彻实施，四是强化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保障机制。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是全面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与深层次阻力，只有通过“三医”联动破解医改关键问题，才能推动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整个医改向纵深推进。但“三医”联动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深层次利益格局难以调整、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难以界定等问题。应进一步围绕机制建设，通过建立明确的职能分工机制、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高效的信息联通机制、科学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三医”联动改革。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讨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典型化事实以及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危害，研究发现：①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上市公司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呈现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实体经济经营羸弱现象，虚拟经济部门“食利者”特征明显；②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民营实体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实体上市公司，侵蚀了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实体经济部门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③除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性缺陷亦是融资成本较高和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占据主导，而证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居于次要地位，对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明显不足。本报告最后根据中国现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现实，提出我国应同时借鉴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建立富有韧性、虚实协调的以现代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发掘和支持创新的认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双层次金融架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服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新时期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R&D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发展规律，以及当虚拟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情况下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全球代表性国家经济金融数据，测算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层面和周期层面均存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且存在行业和产业的结构性特征。本文从技术进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两个视角，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抑制虚实背离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建立长效增长机制、释放消费潜力意义深远。本文采用2000～2019年期间5年非连续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我国居民消费在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此，从工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如何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各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各产业融合处于较低水平，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产业融合水平提高存在障碍，而产业政策的推行可以有效提高各产业的融合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企业能力成长不足、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以及现有体制机制障碍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结合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和制造业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向影响，并探讨了市场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后工业化时期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及产业基础不同导致工业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显著快于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指数5个指标中的城镇化收敛最明显，其他4个指标收敛不显著，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差距导致区域人口数量与质量、创新能力与生态绩效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力是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提升城镇公共服务供给，以稳定人口数量与提升质量为手段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现代特色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制储运加”车用氢能供给体系，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提升可再生能源制氢比例，是落实“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国内自主可控、较为完整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基本成型，标准法规与测试评价配套体系持续完善。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经济性逐步提高、加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燃料电池汽车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同时，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与示范应用在国内多点开花，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山东、河南等地均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并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优势，车用氢能供给体系建设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进程快速推进。在落实“双碳”目标背景下，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效益明显，需要尽快开展车用氢能碳足迹、碳核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