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一个对当前发展阶段的静态描述，还是指导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动态型的战略概念。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从产业部门到金融监管部门，从大型央企到国有银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新常态会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在新常态下寻求发展？“新常态"就像一个大筐，大家都在往筐里装东西，同时也在看筐里的东西对自己有何影响。

在新常态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中，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变化值得关注。以我们在国内各地的实地调研来看，地方政府在当前普遍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一是对发展目标出现困惑。中央要求放缓经济增速，但地方政府应该把原有目标调整到何种程度，还没有定论。二是在发展政策上遇到掣肘。过去地方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现在遇到限制甚至被迫要取消。三是发展资源受到约束。过去地方普遍举债发展，大搞土地财政，现在这一套则玩不转了，财政资源普遍受到约束。四是干部考核体制没有随新常态同步改革，让地方官员感到无所适从。

近期中央出台的很多改革政策，在客观上都对地方政府过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约束。比如，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除依据专门税收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外，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起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规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国务院对于规范地方的非税等收入管理、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客观来看，中央全面规范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正当的理由，如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严肃财经纪律，预防和惩治腐败等。必须承认，取消地方政府税收优惠权的政策属于大力度的收权政策，会在地方和市场上引起较大的震动。

回顾中央近期的动作，类似的政策出台了不少。一是国务院43号文对地方债务进行规范管理，虽然给了省级政府发债权，给地方负债打开了大门，但实际上显著收缩了地方政府的负债权，拆了地方政府的负债平台。二是强化预算管理。如果认真执行强化预算管理的政策，再辅以清查土地出让金的行动，将会约束地方政府自由花钱的权力。三是前述禁止地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的政策，实际上是收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权（要知道，地方税收优惠是地方在自掏腰包搞发展）。这一系列的收权政策，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建设领域的关系在复杂化，从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大量的实地调研来看，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矛盾在增多，央地关系正在趋向尴尬的“硬化"。

从单项政策看，中央的收权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放到历史环境下、放到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中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因为上述改革的前提条件还存在问题。比如：1、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是否合理划分清楚了？财权与事权是否匹配？2、中央在限制地方做这做那权力的同时，中央又给地方放宽了什么发展空间？3、中央在要求地方调整发展目标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改革干部考核体系和考核目标？在新常态之下，地方面临的发展与考核的矛盾十分突出，中央调整了发展目标，力推转型与改革，可是考核体制不变、机制不变、目标不变，拿着过去的“胡罗卜"和“大棒"，却要求地方政府走新路，这实现起来很难。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今后发展的环境大不相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惯性，虽然中央靠反腐败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但中央与地方在发展上的矛盾在加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在出现尴尬的“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