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此前关于制造业采购经理的调查显示，6月，苏州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这一指数已连续两月回落，并且跌至收缩区间。苏州市吴江工业园的一幅情景可以佐证制造业的低迷：已经停工的韩资企业普光科技工厂内，法院正在派人清算机器设备。这不是苏州地区第一家停工的制造型企业，连园区内的快递员都明显感觉到快递包裹正在加速减少，园区正在日益冷清。

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订单下降，但订单只是表象，背后还有需求疲弱、税赋趋紧、人力成本上升、研发风险、自动化高成本、政策保护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传统制造业陷入一种难解的增长困境中。

制造业发展环境恶化并非自今日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就已经感受到市场变化，当时珠三角、长三角就经历过一轮制造业企业倒闭潮。相对于出口加工产业的“微笑曲线"，有国内媒体提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哭泣曲线"，导致中国制造业“哭泣"的因素分别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土地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增大、税收优惠减少等因素带来的制造业成本高企，以及出口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等。根据我们的观察，最先遭遇压力的制造业是相对低端的传统代工业，此后问题则向较对高端以及着眼于国内市场的制造业链条发展。

让人悲观的是，中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得不好听一些，它是对过去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方式的一次总“清算"——过去的比较优势走到头了，而新的市场模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转型的痛苦还会持续不短的时间。

除了劳动力、资源环境、能源、土地等成本要素问题，政策环境的改变也对许多制造业形成了挑战。以长三角的一家私营企业为例，该企业正在考虑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原因就是税收问题。如果按照国内现有的税制正常缴税，增值税17%加上企业所得税25%，作为私营企业主还要再加上20%的股东利得税，全部税负最高占到利润总额的近50%。企业每赚1万元的利润，上述三项税负叠加后，就需要缴纳4871元的税金！在新加坡成立公司之后，大陆企业可以把成本1元的产品以2元钱卖到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再转卖给客户，这样只需要在新加坡缴纳17%的综合税金，企业成本大减。据了解，国内很多台商和外资制造企业都会像这家企业那样做，台商私下称之为“小三通"，将利润做低，商流和物流分开，把税收和GDP都留在中国境外。

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地方在政策执行环境已经明显收紧。过去企业能够混过关去的潜规则，现在很难蒙混过关了，因为这两年地方政府不干了。据长三角一些企业称，从去年开始，地方税务部门开始严格查税，过去一些典型的偷税漏税手段，地方税务部门都会对标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回算，核算出企业应该缴纳的税金，要求企业补缴税款。面对地方政府的“认真"，相当一批制造业企业感到不适。

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并非过去享受政策优惠的外资独有，国内制造业企业也普遍面临上述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人员在浙江某市调研时曾与一批制造业企业老板们交流，一些企业老板尖锐地问到：“我们周边所有搞制造的企业都说不赚钱，日子过得很艰难，国家7%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常态之下的经济转型是痛苦的，而许多企业是这种痛苦的直接承受者。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竞争力都不能离开制造业，不能缺少制造业企业的支撑。一方面我们要应对转型带来的困境，要熬过制造业的冬天；另一方面，国内也需要全面检讨制造业发展的环境，以便为制造业的下一步发展做好政策和环境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