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全国有两个“亮点"：地区“亮点"是山西省，十八大至今年9月，山西省共有7名省部级官员、24名非省部级官员落马。中央部门的“亮点"则是国家发改委，截至目前，对国家发改委共立案查办11名司局级官员。

国家发改委是中国政府序列中最有权力的部门，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它所分管的工作跨度很大，从各类国家级的战略规划和五年规划，到种类繁多的价格管理、投资审批、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等，许多领域的“生杀予夺"权力都掌握在国家发改委的手中，庞大的资金配置权力也操控于国家发改委手中。国家发改委脱胎于国家计委，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多年之后还掌握着如此多的经济大权，在我们看来，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不愿搞市场化改革，而在于中国政府高度参与经济的体制限制了市场化改革。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反腐败案情看，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涉腐行为的确触目惊心，完全符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的“崩塌式腐败"。

首先，发改委官员的腐败常常是窝案。如此次公布的11名司级官员，国家能源局有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他们的官职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新能源司司长、核电司司长、电力司副司长、煤炭司副司长、价格司原司长、现任司长、副司长、副巡视员。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最高检称，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

其次，涉及腐败案件的数额特别巨大。在国家发改委落马的11名官员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就有6人。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据称，清点魏鹏远家中的现金时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当场烧坏了4台。

第三，涉案部门往往权力过大、权力集中、缺乏监管。由于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权力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从而成为寻租和腐败高发的温床。如魏朋远案就与煤炭业的审批有关。2008年中国的煤价涨至每吨1100元，此后四年煤炭行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也是魏鹏远仕途最为得意的四年，一边是煤炭市场供不应求，另一边则是监管部门在严格把控安全生产关，大小煤矿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通过国家批准以便能开工生产。魏鹏远正是从2008年开始才真正大权在握，他被带走调查的主要问题应该出在煤炭产业兼并重组上。

国家发改委发生的系列腐败案，不仅给最有权力的政府部门抹了黑，更重要的是触发了公众的担心：国家发改委这样重要的政府部门都被腐败大量攻陷，那么它的公信力何在？它主导的多种规划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科学性何在？它的监管和审批是否都存在寻租的嫌疑？当前的反腐败只是刺破了政府机体中的“脓疮"，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革国家发改委来避免目前的种种弊端？

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认为，对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已经极为紧迫，系列腐败案件的出现并将不是几个个案的偶然叠加，而是以行政主导经济的机制下必然出现的结果。要想改变这些，必须从根源上来纠正现在出问题的机制。在我们看来，对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应该抓住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从市场化改革的高度来改革国家发改委。发改委改革并不是政府部门改革，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推动这一改革的前提就是改掉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审批机制。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府改革都要服从于市场化改革这一重要战略目标。

第二，国家发改委需要重新定位，真正做到只负责宏观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和规划工作，要放弃掉众多的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管理权和审批权，尤其是要取消投资项目类和资金分配类的审批权。能放给市场的权力要放给市场，国家发改委只做程序性的和规制性的审批。在此定位下，与职能改革配套，国家发改委需要大量“减肥"，砍掉不必要的部门和人员，转为市场化组织或行业中介类组织。

第三，强化对国家发改委（也包括其他政府部门）审批工作的监管和披露，增加审批工作的透明度。结合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法治化的政策大势，从法规和机制上强制增加国家发改委的工作透明度，以阳光化的公共服务流程来遏制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国家发改委的系列腐败案是个缩影，如果不以反腐败为契机推动此前极为艰难的政府职能改革，那么反腐败将只有政治效果而无改革效果，成效上将会大打折扣。如何把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就从改革国家发改委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