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非常快。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至2017年年中，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了256%，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250%。中国较高的宏观杠杆率——这意味着债务扩张太快和潜在的金融风险，正是近两年中国政府强调“去杠杆"的根本原因。

从杠杆结构来比较，中国的债务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一般认为，中国的企业杠杆率最高，其次是政府杠杆率，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是居民杠杆率。根据BIS的数据，中国企业杠杆率在140%左右。不论从绝对水平还是企业偿债比率来看，这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高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在2017年年中达到46%，低于新兴市场整体的48%，美国的98%和日本的214%。我国居民杠杆率在2017年年中达到47%，这一比例低于美国、日本，但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水平。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债务中的约三分之二是国企债务，而债主则基本是国有金融机构，且企业债务集中度非常高，如在3300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中，前50家企业已经占据了47%的债务。

表面上看，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即家庭部门杠杆率）是最低的，但如果简单认为家庭部门的债务问题并不严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债务安全带或缓冲带，这很有可能是一种错判。

首先，中国居民杠杆率虽然不算高，但增长速度快。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率达48.4%，但这一数字在过去5年上升了18.7个百分点。

其次，在中国看似不高的居民杠杆率数字下，居民的消费潜力及抗风险能力近年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弱化。由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的GDP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而且家庭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速，这正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等的研究认为，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指标，还要关注适合我国的指标，即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也持类似观点。陈彦斌认为，以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来测算，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高达110.9%，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水平（108.1%）。但是我国居民杠杆率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6.1%），怎么能算是高呢？陈彦斌称：“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所以家庭债务/GDP的测算杠杆率方式会低估中国家庭部门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国内对以“家庭债务/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居民杠杆率存在争议，认为夸大了国内居民的债务规模，但这一指标对国内居民部门的负债情况、消费潜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仍然有一定的揭示作用。比如，国内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持续多年，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由2011年20%下降至2018年6月份的9%。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的消费增速持续增加，峰值甚至高达23%，但金融危机后，该增速持续下滑，已经滑落到2018年6月份的9%，实际增速掉到了7%。消费增速下降既与收入增速下降、收入差距扩大有关，也与家庭债务快速累积产生的对家庭流动性的挤出作用有关。说白了，如果有大量的资金都被套到房地产里，也就难以产生较高的消费需求。要指出的是，由于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很多家庭已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家庭流动性甚至到了危险的地步。

近年大量出现的金融创新活动，尤其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活动，对一部分居民部门的财务状况又造成了一次打击。在我们看来，基于互联网的P2P业务，实际上是为非法集资打开了绿灯，将更多普通居民、普通消费者卷入这场金融游戏之中。随着现在国内加强金融整顿，P2P机构不断“爆煲"，其涉及的问题资产规模不断增高。在我们看来，P2P破产潮不仅会制造出一大批“金融难民"，还会消灭相当一批“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支出、家庭杠杆率增大等多种因素，中国居民的负债上升值得关注。居民债务快速增长不仅会抑制消费，而且会形成一类牵涉居民家庭的潜在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