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物减排可能是以周边省份的污染物增排为代价的，《科学》杂志子刊《Science Advances》官网近日发布的一篇论文论证了上述观点。该论文由中国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房德琳等人撰写。

　　研究结合多区域输入-输出模型与大气化学输运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自2013年以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对其主要PM2.5及次级前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和水消费的影响。研究指出，京津冀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造成周边地区上述几种排放物的增加。

　　京津冀的大气污染由来已久。论文指出，中国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密集型发展道路已带来PM2.5及其前体物陡增，由此造成160万人死于心脏病、肺病或中风，这约占中国早亡人数的1/6。尤其在京津冀地区，年均PM2.5浓度是93μg/m3，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高出10倍。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9月，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下称“《细则》"），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将在2012年的水平上降低25%。《细则》提出通过加大电力输入，淘汰落后重工业产能等方式实现目标，在电力部分，北京所有的燃煤电厂都计划关停，换成天然气电厂，并从内蒙古和山西等地输电。

　　这套政策确有效果。该研究发现，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降低了约34%，接近于政府公布的39%，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20.5%，地下水枯竭得到改善，达到了水资源保护三道红线的要求--即国务院提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个红线。

　　但数字向好背后是其他地区甚至全国的环境问题增加。2017年相较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控政策未实行时，京津冀以外区域的主要PM2.5数值提升了2.5%，而当年全国PM2.5减排目标是在2012年基础上减少10%。目前，京津冀已将53%的基于消费产生的主要PM2.5排放转移到了周边及中国北方欠发达省份。从京津冀地区溢出到其他地区的主要PM2.5排放是其减排量的3.4倍，全国主要PM2.5排放量增加了1.6%。在京津冀之外的地区，电力行业的主要PM2.5排放上升了2.1%，金属行业的排放上升了4.8%，非金属行业上升了1.9%。

　　该研究指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将污染集中型企业转移到环境标准及科技水平较低的地区。举例来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PM2.5排放目标分别是下降25%、20%和15%，而欠发达城市的目标是10%，这刺激了污染通过区域转移实现溢出；第二类溢出是因为地理特征放大了问题，且华北平原霾污染具有普遍性。京津冀地区是河谷地形，辽宁、山东、河南及山西的风吹可以吹来PM2.5污染，但反过来，京津冀不仅通过风自然转移污染，还向外排出被污染的气团。

　　本研究还发现，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外包到北方地区的排放有可能会因为大气运动最后又回到京津冀地区，带来PM2.5浓度的反弹甚至增加。研究基于空气污染最重的一月份的大气模型测算，假设外包至其他区域的污染物没有流回，京津冀的空气污染防控政策下当地的PM2.5浓度会比平常低10 μg/m3。但实际上，因为外包到北方地区的排放通过大气运动又回来了，河北南部PM2.5的浓度会提升大约 1 到 2 μg/m3。该现象将京津冀的PM2.5浓度提升了0.1到2 μg/m3，在京津冀南部尤其明显。

　　除了PM2.5的跨区域溢出，京津冀的大气污染防控政策也会给周边区域带来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水资源缺少等关联问题。因为不同环境要素间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互动及区域间贸易网络相互连结，针对一个环境要素的政策可能会给其他要素带来负面效果。具体来说，京津冀地区的空气净化政策在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也实现了将当地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18%的协同效应。但是，这是依靠从全国各高碳浓度地区输入电、金属和非金属来实现的。这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被外包到了山西、内蒙古、辽宁、河南和山东等临近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1%到10%不等，且它们的碳浓度本已是全国水平的1.6倍。在水资源上，京津冀空气净化政策为当地节省了5.4%的宝贵水体，而上述周边省份则在交易中流失了1%到8%不等的宝贵水体。

　　在上述政策问题之下，制度瑕疵也不容忽视。该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环保管理架构破碎且有所重叠，对不同环境要素分开管理，这些限制了资源和污染管理的有效性。举例来说，生态环境部下设立了管理水、空气和土壤的不同部门，但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系统由国家发改委管理，水资源由生态环境部和水利部共同监管，这种分离管理可能会放纵污染跨区域转移，诱发环境问题的关联效应。

　　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目前需要一个综合的跨区域的管理方式，将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分布考虑进去；在制定环保政策时，要将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进来：不同环境要素间的联系、影响的规模、利益协调及与其他区域甚至全球的连结；大多数涉及燃烧的工业程序都不仅会排放空气污染物，同时也会消耗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所以在评估政策时要考虑大范围的其他污染物和自然资源。

　　受污染源位置及自然资源所有权划分两个因素影响，环境影响并不严格按照行政边界划分，因此一个区域的空气污染政策不能与全国或者全球的协定相违背，不能对其他区域有负面影响。